砚山庄园占地广阔，规划之初，沈哲子便借鉴后世那种高档社区的概念。整座庄园不只提供居住需求，还有其他的许多配套设施，各种交友、集会、娱乐设施应有尽有。
之所以会有这种安排，倒不是为了讨好这些入住者，只是单纯的想要节省用地。入住于此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客居京口的吴中人家，若任由他们各自修筑居所，那么早几年前京口就会出现如今南郊那种圈地自肥的场面。缺少一个统一的规划，便不利于土地大规模、有计划的进行开发。
庄园经济作为一种生态，并不能说完全没有积极意义。身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庄园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无疑要比小民经营强大得多。
沈哲子亲眼所见随着历阳叛军的扫荡，绝大多数小民流离失所，再也没有一个安稳的生产环境。但是各地仍有许多庄园借由人力的集中据地而守，进行着小规模的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整个社会的元气，如果没有这些庄园的存在，凭眼下朝廷的力量几乎不可能维持下去。
而且江东地广人稀，哪怕是在人烟稠密的吴中，也不能说就达到了完全的开发。在小民生产资料不足，而朝廷又没有足够力量组织大规模开发的时下，以宗族为单位的庄园式经营，对于整个江东的开发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事情要一体两面的看，假使没有这些南北旧姓宗族大肆侵吞人口、土地乃至于社会的公信力，朝廷也不可能变得如此羸弱，未必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开发。
三国乃至于西晋初年，无论官屯民屯，都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而这种屯田方式，对小民而言又是更加严苛的人身控制和剥削。大量囤户逃亡，为世家所荫蔽，这又助长了庄园经济的壮大。
沈哲子在京口进行的是合作社生产，并没有将组织生产的权力下放到那些宗族，而是由商盟对这些生产单位进行垂直管理。这就避免了那些人家对生产力的把控和对生产资料的截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最起码在商盟这一个体系中，不会再滋生出一个欺上压下的中间阶级。
一个好的改革，并不是要巧立名目，创造什么本来没有的机构或法令，而是要化繁为简，裁汰掉原本制度内冗余的部分，从而提高制度的运作效率。
汉族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立足几千年历史分分合合，始终没有走向彻底的大分裂，抛开农耕民族的韧性和文化上的向心力之外，自秦汉雄世便创建起来的编户齐民的统治艺术功不可没。后世虽然屡有改革，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
要打破士族执政的局面，肉体的消灭是很低端的手段，只要整个社会环境不变化，崛起的仍然只会是士族。宇宙大将军侯景杀天杀地，最终也没能给江东杀出一个清明世道。有破坏而无建设，那跟畜生没有区别。人之所以是人，那是因为有更多的选择去达成目的。
五胡乱华，南北分立几百年，有长醉高歌的名流，有弹铗击楫的义士，有挥斥八极的英雄，有矢志不渝的豪杰，有杀人如麻的屠夫，有泯灭人性的禽兽。但这些人于世道而言，不过是流光溢彩的泡沫，一戳及破。大概时人都想象不到，结束乱世的契机居然肇始于一个并不算出彩的宇文泰。
从涉足京口最初，沈哲子就在试着剥离那些侨居人家的生产职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谋生牟利选择，将他们从那些耕织自足的庄园中拉出来，让他们见识到资本流通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以往这种构架运作的很好，京口许多隐爵人家甚至是主动剥离那些依附他们而生的人口，以减轻维持家业的消耗。降低成本是人类生来俱有的禀赋，从合作狩猎到制作工具，乃至于社会分工，一直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
今次京口大量青徐侨门的涌入，继而兴起一股置业圈地的浪潮，并不足说明沈哲子的尝试失败了。只能说这些时局中既得利益者有更优越的地位，除了贪图隐爵所带来的巨利之外，还不放弃给自己预留一个退路。
从午后回到京口，沈哲子就在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南郊那大规模的圈地造园该如何处置。如果一些平和的方式解决不了，哪怕不惜用强，他也要打掉那些乱建园墅之人。如今他和他身后的沈家不再是以往那个只能说是比较重要的筹码，而是已经有了自己基本盘的实力派！
眼下在政治上和清望上，沈家或许还不能比拟琅琊王氏这种老牌豪门，但他家也有王家不能比拟的优势。出身江东，深植吴中，根基要比王家雄厚得多。今次王导对还都建康那么热切，一方面是以大局为重，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王家的命门。
如今的王家已经不再是南渡之初那种“王与马共天下”，实力强到让人感到绝望的程度，今次的平叛外强中干的本质暴露无遗。如果没有了王导苦苦维持，即刻就会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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