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兄所言自然很有道理，可这与设立五城学堂有何干系？”允说道。没有允之后的解释他也能明白，可没明白与设立这个学校有什么关系。
允又扫视了在场所有人一圈，还是朝着允说道：“在讲武堂朕虽说也要兼任一门课的先生，可只是为了让讲武堂的学生知晓朕到底要如何教学，而非重新管着讲武堂。”
“兄长真正要亲自掌管的，就是新设立的五城学堂与皇家学堂。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兄长过一阵亲自教导皇家学堂某一门课时要与你们所说的，今日就先提前告诉你。”
“兄长适才所说的事情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涉及到集权与分权。”
“集权与分权？”允重复了一遍这五个字。
“就是集权与分权。”
允说道：“大明是由爷爷所创立，皇位也世世代代由爷爷的子孙后代所传承；兄长加封藩国，藩王的国君之位也世世代代由你们的子孙后代所传承。可总有一些人也想为君。为了防止被人谋朝篡位，为君之人总想着将朝廷大权紧紧地攥在手里。是以爷爷废除丞相之位，亲自处置原本由丞相所处置之事。彻底集权。”
“可就如同兄长适才所言，并非所有的国君都能如同爷爷那般。兄长遍读史书，从古至今，不论名称如何变化，丞相之位一直都有。足以见得，没有任何一个皇帝能与爷爷一般勤于国事。兄长自己不能，也不认为你们可以。”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自称虽然仍是兄长，但目光却看着文垣。
文垣正低头沉思，没见到自己父亲的目光。允看他几眼收回眼神，重新看向允。“是以，历朝历代的国君不得不设立丞相之位，将一些朝政交由丞相处置。可本朝，爷爷废除丞相之位，并且立下祖训不得设置丞相之职；兄长只能另辟蹊径，重置四辅官，辅佐兄长处置朝政。”
“但这种官制不能长久。四辅官有票拟之权，凡朝廷各衙门所进之奏折朕均交给四辅官票拟，由朕最后批答。可依照爷爷定下的规矩，朝廷六部等衙门直隶于朕，奏折交由四辅官票拟于《大明会典》并无依据。四辅官无确定名目，名不正则言不顺，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内阁与六部互争雄长，怠慢朝政。其实，兄长即位之初六部与四辅官就曾争过长短，尤其吏部身为六部中权最重的一部与四辅官十分不睦，只是被兄长压了下去。可以后的皇帝未必能够如同兄长一般将内阁与六部之争压制下去。兄长之所以在藩国直接设立左右王相，而非如同四辅官的官职，就是如此了。”
“其二，四辅官有票拟之权却并无最后施政之权，必定奢望施政之权。若是皇帝不放手必定导致皇帝与四辅官产生矛盾，不利于朝廷施政。”
“其三，四辅官与六部互争长短，四辅官内各副官因无十分明确的权责划分也会互相排挤，长此以往必定导致激烈党争，朝臣以派系区分，凡是另一派系之官提出的建议不论对错均一概否决，朝廷将深受其弊。历朝历代，亡国之祸都与党争有关。”
允说的这三条理由，就是历史上明代后期内阁制度的症结所在。而且允还有一个重要观点没说：其四，内阁势大导致皇帝为了制衡又扩张了司礼监的权力，导致宦官权重。从所有掌权的宦官本意上来讲，他们当然比大多数文官更加盼望朝廷好，他们又没有后代，能掌权的宦官也都和皇帝的感情不错，自然比文官更亲近皇帝。
可司礼监设立后，因必定要与内阁、外朝争权，而皇帝也不可能用宦官完全替代文官，导致大明的党争更加激烈。文官在对宦官进行反击的时候，因宦官的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使得宦官权力的削弱必定也会导致皇帝权力被削弱。
这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五人墓碑记’事件。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魏忠贤一开始不敢追究此事，后来等风平浪静后才试探着要追究此事。‘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主动投案，最终被处死。
魏忠贤是不是一个坏人？他当然是一个坏人，做了很多坏事，他派人抓捕周顺昌也是一件混账事。苏州市民反抗，也是做了一件好事。但这件事的后续影响对大明来说却极坏。
对于地方上的大户来说，通过此事，他们恍然发觉：原来反抗朝廷的旨意，打死朝廷派来的官员，朝廷竟然不敢认真追究，或者说已经没法认真追究，随意找出五个人来顶罪就能了结。那他们凡是见到朝廷下发的对他们不利的旨意，都可以仿效这次的例子来对抗，若是朝廷派出官员催『逼』，指使‘普通市民’将这些官员打死打残就好了嘛！反正之后随便派几个人顶罪就好。而且此时舆论已经完全被他们掌控，没准在朝堂上发动舆论抹黑一下被打死的官员，抹黑一下发布的旨意，连顶罪的人都不需要。
简单的说，在‘五人墓碑记’事件后，大明朝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江南地区的掌控，类似于满清末年八国联军打进北平后东南互保之后的江南一般。朝廷还能任命这一地区的官员，还能收上来正常的税赋，但想做其它事情，对不起，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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