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海两岸曾建立了持续四十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诚、南怀瑾，这些密使的名字都被铭刻在了两岸秘密交往的历史中。他们为两岸之间的和谈穿针引线，传达心声，成为潜行在两岸之间的重要人物。
在1950年5月初的一天，在台湾高雄市凯歌归饭店，老板李次白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
他们都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心腹，为首的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
许念婉(李次白夫人)：胡伟克是他的同期同学，到饭店来找次白，说国家有难，你是黄埔六期的，应该出来担当一点。你跟陈毅是姻亲，你到大陆去。
1950年的台湾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共产党已夺取中国大部分领土。这一年的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不会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台湾局势，也不愿卷入中国的内战，美国不会向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捐助或顾问。这一声明被看做是美国对台湾的“袖手旁观”政策。国民党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蒋介石会在此时兴起与中共求和的念头吗?
1994年，也就是李次白去世七年后，一本由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时任全国人大 常委副委员长程思远主编的《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在大陆出版。厚厚的三大本、两千多页，其中有一页记载了李次白的经历。
胡伟克开门见山，讲起了形势：“目前党国处境非常困难，经国主任既北倚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次白兄，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这就是请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陆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李文谷(李次白二儿子)：当时由胡伟克出面，还有蒋经国到胡伟克家，我妈妈陪着我爸爸一起到胡伟克家里。当然，三个人谈细节的时候，妈妈是没有在旁边听，整个过程都是在私下进行。
蒋经国对李次白说：“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李次白应允之后，蒋经国又说：“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他们三位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与胡联系。”李次白听了心中有些犯堵：蒋经国既要国共接触，又不敢承担责任。不过他没有将不满表露出来。
还未出发，蒋经国已是要推托责任。李次白此番密使之行不但大陆上吉凶难料，回来台湾怕也是会被扣上“通敌”的罪名。1950年6月1日，他还是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并于几天后抵达上海。对于这次决定，李次白在1982年的一封家信中说过这样几句话：
多年来同学胡伟克、蒋经国害我，叫我把陈搞过来，许我以财政部。官迷心窍，冒险前往，到而今我落得妻离子散。
李文吉(李次白小儿子)：我母亲经常抱着我去找胡伟克要钱，后面还拖了四个。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坐黄包车去，可能后来没钱了，就开始走路去。
与陈毅的会面改变了李次白的一生，但其过程却十分简单，当时陪同的还有李次白的妹夫，也就是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对于国共和谈，陈毅说了这样一番话：
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孟熙兄和次白是要立即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你们的亲友们都去，你们把名单开来，我明天就告诉市委统战部。
虽然和谈的计划碰了一鼻子灰，但密使任务至此本应功成身退。只是历史戏剧性的转折却将李次白推入了命运的深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迅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借助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的梦想似乎又指日可待。胡伟克连忙向李次白发出急信，指示他“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并让他留守上海见机行事。
此时距李次白离台尚不足一个月。这一月之差致使李家三十多年来分隔天涯。
李文驹(李次白长子)：我以为父亲是在大陆被害的，后来才知道，父亲是被共产党在青海劳改了。
1987年，李次白在香港去世，终其一生都未能回到台湾。
左派文人曹聚仁成为国共两岸沟通密使
曹聚仁本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抗战时因报道台儿庄大捷和皖南事变一举成名。1941年，蒋经国主政江西赣南，力邀曹聚仁改版《新赣南报》，并担任总编辑。尽管与蒋经国有着知遇之交，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时，曹聚仁还是留在了上海。事实上，曹聚仁与共产党也颇有交情，抗战时他经常往来新四军驻地，不仅采访过周恩来、陈毅，更是第一个公开报道皖南事变的记者。
曹雷(曹聚仁长女)：1956年，我妈妈曾经接到一封我父亲的信，信里面附了一封给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做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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