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猎手的耐心与猎物的疲态
1916年9月的东线加里西亚地区，仿佛是整个沙皇俄国疲惫躯体的一个溃烂伤口。夏末的最后一丝酷热，被来自波罗的海和喀尔巴阡山的潮湿冷风驱散，取而代之的是连绵不绝的秋雨。雨水无休止地洒落在科韦利（Kovel）外围那片被炮火反复耕耘过的焦土上，将弹坑、堑壕和无人区变成了巨大的泥潭。对于坚守在此的俄军士兵——尤其是那些曾创造了“勃鲁西洛夫突破”奇迹的精锐近卫军和集团军官兵——而言，这天气的变化带来的并非解脱，而是更深层次的折磨。
泥浆没及膝盖，甚至腰际，堑壕不再是庇护所，而是积水的墓穴。士兵们蜷缩在渗水的掩体里，双脚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泥水中，导致“战壕足”病大面积爆发，严重的甚至肌肉坏死，需要截肢。湿冷的空气夹杂着腐烂尸体、排泄物和硝烟的恶臭，引发着呼吸道疾病和斑疹伤寒。后勤补给线在泥泞中挣扎，热食和干净的饮水成为奢侈品，弹药运输也变得异常艰难。整个俄军战线，都弥漫着一种精疲力竭、难以为继的沉重气息。
这支军队，在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大将卓越的指挥下，于1916年夏季发动了沙俄军队在东线最成功的一次攻势，一度让奥匈帝国军队濒临崩溃，并迫使德军从西线紧急调兵增援。然而，胜利的代价是惨重的。数月的高强度进攻，耗尽了俄军最富有经验和斗志的士兵和军官，也几乎掏空了本就不甚充裕的弹药储备。如今，他们的攻势在科韦利这座坚固的堡垒前停滞不前。科韦利，这个铁路枢纽和德军防线的支柱，像一颗坚硬的钉子，牢牢钉在俄军战线上，吸引着俄军如同飞蛾扑火般不断投入新的兵力，进行着代价高昂而收获甚微的正面强攻。
结果，便形成了一个以科韦利为顶点的、狭窄而纵深的“突出部”。这个突出部，在地图上看，像是俄军向西打出的一记凶猛直拳，但其手腕和臂膀——即突出部的南北两翼根部——却显得异常脆弱和漫长。为了维持对科韦利的压力，俄军最精锐的部队和几乎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正面。其侧翼的防御，则不得不交给那些同样疲惫、且多为二线或补充兵组成的师团。这些部队的工事相对简陋，炮兵支援薄弱，士兵的训练和士气也参差不齐。更致命的是，由于长期处于“次要方向”，一种麻痹和松懈的情绪在侧翼部队中悄然蔓延。他们认为，德军的主力正被正面战斗牢牢吸住，无力他顾。
然而，在德军战线后方，气氛却截然不同。在位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那座坚固城堡内的东线德军总司令部（Ober Ost）里，弥漫着一种猎手般的冷静、耐心与即将出击前的期待。保罗·冯·兴登堡元帅，这位在坦能堡战役中一举成名的老将，以其如山般沉稳的形象，为整个指挥部提供着信心和稳定。而真正的战略大脑和驱动力，则是精力无穷、作风强悍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
鲁登道夫的指挥室里，巨大的作战地图几乎覆盖了一整面墙。地图上，那个刺眼的俄军科韦利突出部被用红笔清晰地标出。每天，来自前线的情报——航空侦察照片显示俄军侧翼工事的薄弱、无线电侦听破译的俄军通信内容、俘虏审讯得到的部队番号和士气状况——都会汇聚于此，由参谋们精心标注和分析。鲁登道夫像一位解剖学家，冷静地剖析着这个突出部的每一寸肌体，寻找着最脆弱的肌腱和关节。
他的结论是明确而坚定的：俄军的战略进攻能力已经耗尽。他们的兵力、弹药和士气，都达到了临界点。这个突出部，不再是俄军刺向德军的利刃，而是一个巨大的、诱人的陷阱。突出部内的俄军最精锐部队，因其过于前出的位置和侧翼的虚弱，已经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
“时机到了，”在一次由兴登堡主持的高级军事会议上，鲁登道夫用指挥棒重重地敲击着科韦利南北两侧的地图，声音斩钉截铁，“俄国人已经流干了血，他们的力量全部集中在了正面，像一只把脑袋埋进沙子的鸵鸟。现在，轮到我们的重锤落下了。我们要打断这只伸得过长的手臂，将他们的精华彻底歼灭！”
反击计划被细致地命名为“科韦利-卢茨克”战役。其核心思想，源于古老的坎尼战法，却又融入了现代战争的钢铁与火力，是一次经典的“钳形合围”：
· 北翼铁钳（北方突击集群）： 由经验丰富的德军将领（如冯·林辛根将军）指挥，下辖数个从西线调来的、经历过凡尔登绞肉机考验的精锐师。其真正的矛头，是那些新编练的“突击营”（Sturmbataillone）。他们的攻击出发阵地设在科韦利西北方向，皮普里亚特沼泽（Pripet Marshes）南缘的茂密森林和沼泽地带。这片区域地形复杂，被视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障碍，也因此是俄军防御最为疏忽的方向。德军恰恰利用了这一点，秘密在此集结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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