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服务站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秦淮茹的变化，是如同春雨润物般，由内而外，细微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最直观的，是体现在饭桌上。以往贾家的晚餐，多半是稀粥配窝头，咸菜当家，偶尔见点荤腥，也是算计着分到每个人碗里，那几片薄得透光的肉，常常是孩子们眼巴巴的焦点，而秦淮茹自己，多是就着咸菜喝碗粥，便算是一餐。如今，她领到工资后，第一件事不再是紧锁眉头计算着这个月还差多少开销，而是挺直了腰板，先去粮店称上几斤雪白的富强粉，再去肉铺，仔细挑上一条肥瘦相间、层次分明的五花肉，有时甚至还能奢侈地给棒梗、小当和槐花三个孩子，捎带几颗用彩色糖纸包裹着的水果糖。那糖块在孩子们脏兮兮的小手里，宛如珍宝。
饭桌上，不再是沉默的压抑和无奈的叹息。一碗油光锃亮、炖得烂乎的红烧肉摆在中央，香气霸道地弥漫在狭小的屋子里，勾得人肚里的馋虫直闹。棒梗埋头扒饭，腮帮子塞得鼓鼓囊囊，嘴角沾着油光；小当和槐花也吃得香甜，小脸上是满足的红晕。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秦淮茹心里那份长久以来因物质匮乏而带来的酸楚和愧疚，终于被一种踏实的欣慰冲淡了些许。她自己也终于能安心地、不那么算计地吃上一口肉，感受那久违的油脂香气在口中化开，这不仅仅是味觉的满足，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这份收入带来的，远不止是物质改善。更深刻的，是秦淮茹精神层面的挺直腰杆。过去，生活的重担几乎压弯了她的脊梁。在院里，尤其是在面对傻柱时，她总是带着一种刻意为之的柔弱和欲言又止。为了几斤棒子面、几个馒头，或者一点微不足道的接济，她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那种“秦姐有难处”的姿态，既要让对方心甘情愿地帮忙，又不能显得自己过于理所当然。那种算计与无奈交织的心情，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时常勒得她喘不过气。
而现在，她终于可以暂时卸下这副重担。下班路上遇到傻柱，她不再需要未语先笑，绕着弯子地提家里的困难。她可以像寻常邻居一样，坦然地打个招呼：“柱子，下班了？”当傻柱习惯性地问一句：“秦姐，家里还缺啥不？”她能够摇摇头，脸上带着一丝真正轻松的笑意：“不缺了，都好。”这份坦然，源于她兜里那张薄薄却沉甸甸的工资票，源于她知道自己有能力让一家人吃上饱饭。她不再需要将自己的困境作为交换的筹码，这种人格上的独立，所带来的轻松感，是几顿红烧肉也无法比拟的。
对于婆婆贾张氏，变化则更为复杂微妙。以前，贾张氏是家里的“太上皇”，掌握着经济大权和话语权的制高点。她动辄便以“没能耐”、“克夫”之类的恶毒言语敲打秦淮茹，既是宣泄自己守寡多年的怨气，也是巩固自己在这个脆弱家庭中的地位。秦淮茹的隐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上的依附。
如今，情况不同了。秦淮茹将工资拿回家，虽仍大部分交由婆婆掌管家用，但那份“这是我挣来的”的底气，却无形中改变了权力结构。贾张氏盘腿坐在炕上，看着儿媳妇拿回来的白面、猪肉，还有孩子们嘴里的水果糖，浑浊的老眼里目光闪烁。她心里是矛盾的。一方面，她享受着生活改善带来的实惠，肚子里有了油水，骂人的力气似乎都足了些；但另一方面，一种更深的不安和失落感在她心底蔓延。
她敏锐地感觉到，秦淮茹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以前，她指桑骂槐，秦淮茹大多低头不语，默默承受。现在，当她再絮叨那些陈词滥调时，秦淮茹有时会沉默地看她一眼，那眼神里不再全是逆来顺受，而是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淡，甚至……一丝反驳的勇气。比如有一次，贾张氏又念叨着“外面挣俩钱就不知道姓什么了，家也不顾了”，秦淮茹一边利落地收拾着碗筷，一边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妈，我要是不去挣钱，咱家这白面猪肉从哪儿来？棒梗他们的学费又从哪儿来？”
一句话，噎得贾张氏半晌说不出话，只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她恨恨地盯着秦淮茹的背影，总觉得是陈醒那个“小崽子”的出现，搅和了她家原本“稳定”（在她看来，依靠傻柱时不时的接济，虽不富裕但她能掌控的局面就是稳定）的局面。是陈醒，给了秦淮茹翅膀，让她敢顶撞自己了。但骂归骂，贾张氏那张惯会撒泼骂街的嘴，如今也只能对着空气或者墙角的耗子洞嘟囔几句“小畜生得意什么”、“没安好心”，却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指着陈醒的脊梁骨咒骂，或者在院里撒泼打滚地数落秦淮茹的不是了。
钱，有时候比任何道理都更能堵住人的嘴，也能悄然重塑家庭内部的力量平衡。贾张氏再蛮横，也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现在家里多出的这份嚼谷，实实在在是靠着陈醒给秦淮茹的机会。断了这条财路，全家都得回到喝西北风的日子。这种现实的利害关系，像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了她最恶毒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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