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二卷：孤岛谍影（1939年1月-1945年8月）
第八章：1939年2月12日·毒杀傅宗耀——“老金”的潜伏与76号的追查
1939年2月12日清晨，上海法租界公馆区的梧桐枝桠间还挂着薄霜，傅宗耀的私人医生金鹤年已提着棕色药箱站在公馆铁门外。药箱的铜锁擦得锃亮，里面除了听诊器、血压计和常规药品，底层暗格里藏着一小瓶白色粉末——那是令狐靖远前夜通过“白大褂”转交的氯化钾，瓶身贴着“维生素B1”的标签，瓶底刻着个极小的“令”字，是特别情报处潜伏人员的暗号。
金鹤年今年五十四岁，头发已染了半数霜白，鼻梁上架着副圆框老花镜，看起来像个温和的老学究——这是他潜伏三年精心打造的形象。自1936年受特别情报处招募，他就以“退休中医”的身份接近傅宗耀，靠着一手调理高血压的“绝活”，成了傅宗耀最信任的私人医生。此刻他指尖摩挲着药箱暗格，掌心微微出汗——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三年。
“金医生，您来啦！”门房老张殷勤地打开铁门，“老板今早又说头晕，正等着您呢。”金鹤年点点头，跟着老张穿过庭院——傅宗耀的公馆占地不小，西式洋房前种着两株腊梅，正开得热闹，可金鹤年知道，这庭院深处的角落，藏着傅宗耀为日军囤积粮款的秘密仓库，多少中国人的血汗，都被这汉奸榨取，变成了日军的枪炮。
客厅里，傅宗耀穿着件狐皮大衣，斜靠在沙发上，脸色潮红，呼吸有些急促。见金鹤年进来，他不耐烦地挥挥手：“金医生，你可来了！昨晚又没睡好，头沉得厉害，是不是血压又高了？”
金鹤年放下药箱，拿出血压计：“傅先生别急，先量个血压。最近是不是又熬夜处理‘公务’了？我跟您说过，高血压最忌劳累，您得注意休息。”他一边说，一边熟练地给傅宗耀缠上袖带——语气里的关切恰到好处，既符合医生的身份，又不会让人生疑。
血压计的汞柱缓缓上升，最终停在“180/110”的刻度上。金鹤年皱起眉：“傅先生，您这血压又上去了！比上次复诊高了20个单位，再这么下去可不行，得按时吃药，不能断。”他从药箱里拿出一个白色药瓶，里面装着降压药，瓶身贴着“每日一次，每次一粒”的标签——这正是掺了氯化钾的药，每粒药里掺了0.05克氯化钾，剂量微小，不会立刻发作，却能在3-5天内逐渐累积，引发心脏骤停，症状与高血压突发并发症一模一样。
“知道了知道了，”傅宗耀摆摆手，接过药瓶，“不就是吃药嘛，我记住了。对了，下周商会要给日军送一批粮款，我还得盯着，估计又得熬夜。”金鹤年心里一沉，面上却不动声色：“傅先生，身体是本钱，就算再忙，药也不能停。我再给您开个调理的方子，让厨房每天给您炖碗银耳莲子羹，降降火。”
他拿出纸笔，快速写下药方，趁傅宗耀不注意，悄悄把药箱底层的空药瓶（原本装氯化钾的）塞进大衣内袋——这是为了销毁证据，不能留下任何痕迹。等傅宗耀签完字，金鹤年收拾好药箱，又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才缓缓走出公馆。
离开傅宗耀的公馆，金鹤年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到英租界戈登路的一条僻静弄堂——这里有个特别情报处的联络点，是间挂着“修鞋铺”招牌的小门面。他推开门，里面坐着个穿蓝色短褂的年轻人，正是钱明。
“金先生，怎么样？”钱明立刻站起来，接过他的药箱。金鹤年点点头，从内袋里拿出空药瓶：“都按计划办了，药已经给他了，每天一粒，估计2月15号左右会发作。这瓶子你处理掉，别留下痕迹。”
钱明接过药瓶，放进一个铁盒里：“您放心，我这就拿去烧了。老板让我跟您说，傅宗耀死后，76号肯定会调查，您要小心应对，别露马脚。另外，傅宗耀的继任者胡逸民，您多留意着点，他跟日军梅机关的人走得近，老板要他的情报。”
“我知道了。”金鹤年喝了口热茶，语气坚定，“我潜伏了三年，不会在最后一步出问题。胡逸民那边，我会想办法接触，他母亲也有高血压，我可以以‘复诊’的名义去他家。”
钱明又拿出一张纸条：“这是傅宗耀最近的活动轨迹，老板让您盯着点，确保他按时吃药，别被其他人干扰。赵虎已经带人在傅宗耀的公馆附近埋伏了，要是有意外，会及时接应您。”
金鹤年接过纸条，上面详细写着傅宗耀每天的行程：早上9点去商会，中午在“大三元”酒楼吃饭，下午3点回公馆，晚上7点会见日特——行程规律，便于监控。他折好纸条，放进药箱：“我会盯着的，你们也多小心，76号的人最近查得紧。”
接下来的三天，金鹤年每天都通过联络点传递情报：2月13日，傅宗耀按时吃了药，晚上会见了梅机关的情报官；2月14日，傅宗耀因血压高头晕，让厨房炖了银耳莲子羹，药没断；2月15日早上，钱明从监控点传来消息，傅宗耀吃完药后去了商会，中午回公馆时脸色苍白，走路都有些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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