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一卷《淞沪烽火（1937–1938）》
第二十七章：裁缝铺里辨忠奸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晨雾，比两日前更浓了些。荣记裁缝铺的后窗推开时，雾汽像凉绸子似的贴在脸上，带着法租界霞飞路一带特有的气息——既有洋行飘来的咖啡香，又混着隔壁弄堂里煤炉的烟火气，远处还隐约能听见日军巡逻车的引擎声，像头闷声喘气的野兽。
令狐靖远正对着镜子系领带。镜子是块磨得发花的黄铜镜，挂在厢房的木板墙上，照出他穿的深灰西装，领口别着枚珍珠母袖扣——这是戴笠送的，说是从汉奸家里抄来的，戴着撑门面，也别忘了这些东西怎么来的。他指尖摩挲着袖扣，听见前堂传来一声，是周伟龙踩着木楼梯下来的声音。
靖远，周伟龙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点急，老杨失联了。
令狐转过身，看见周伟龙站在厢房门口，灰布长衫的领口沾着点棉絮，眼下有片青黑——想必是熬了夜。什么时候的事？他问，伸手把西装外套的扣子扣好，指节因为用力泛白。
老杨是军统上海区的译电员，真名叫杨秉坤，对外的身份是法租界辣斐德路上仁心牙科诊所的医师。上海区的密电，大多靠他接收破译，再转交给周伟龙，是中枢神经似的人物。前两日令狐来沪时，周伟龙还提过，老杨上周刚传回来一份日军在虹口增兵的情报，怎么突然就失联了？
昨儿晚上该发的报没发，周伟龙往窗外瞥了眼，见老师傅正蹲在门口涮熨斗，才接着说，我让小杨去诊所看了，门关着，邻居说前天下午见过个穿和服的日本人进去，之后就没见老杨出来。
令狐走到八仙桌旁，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口凉茶。茶水是隔夜的，带着点涩味，倒让他脑子更清醒了。穿和服的日本人？他皱起眉，特高课的人？
十有八九。周伟龙在桌边坐下，从怀里摸出张揉皱的纸条，这是老杨的联络表，他家里人在苏州，按理说不会擅自离开。我让人去他常去的几个接头点问了，都没消息。
令狐接过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老杨的三个紧急联络点：霞飞路咖啡馆，暗号要杯不加糖的咖啡河南路邮局，寄信人写杨先生沪西火车站，找卖报的老张。他指尖敲着桌面，沉吟道：不能等了。我去仁心诊所看看，扮成患者。
我跟你一起去？周伟龙立刻站起来。
不用，令狐摇头，从床底下拖出个旧皮箱，翻出件灰布棉袍换上——这是他来时带的，特意选了最普通的样式，人多眼杂。你留在铺里，让小杨去盯着老杨的家人，要是有动静，立刻报信。他顿了顿，补充道，要是我中午没回来，就别等了，先把译电科的人转移到修女院。
周伟龙点点头，从腰间摸出把毛瑟C96，塞到令狐手里。枪身是旧的，木质枪托磨得发亮，是军统常用的型号。保险开着，他低声说，诊所后巷有青帮的人，看见半枚铜钱的暗号，他们会接应。
令狐把枪插进棉袍内袋，摸到冰冷的枪身，心里踏实了些。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眼周伟龙——两人在黄埔四期时同住一间宿舍，周伟龙比他大两岁，总像哥哥似的护着他，现在虽各掌一摊，这份默契倒没变。放心，他扯了扯嘴角，想笑却没笑出来，我去看牙，总不能把命丢在牙椅上。
出了裁缝铺，雾稍微散了些。霞飞路上的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来，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有穿西装的洋行职员，有挎着篮子的妇人，还有几个背着包袱的难民，缩在角落里发抖。令狐混在人群里走，棉袍的下摆扫过石板路，沾了点露水。
走到辣斐德路，远远就看见仁心牙科诊所的招牌。招牌是块黑漆木牌，上面用金粉写着店名，旁边画着颗牙齿的图案，只是金粉掉了不少，显得有些斑驳。诊所的门是两扇玻璃门，擦得倒亮，只是关着，门把手上挂着个今日停诊的木牌。
令狐左右看了看，见对面是家烟铺，门口站着个穿短打的伙计，正往这边瞥——是周伟龙安排的人，负责望风。他没打招呼，径直走到诊所门口，伸手敲了敲门。
敲了三下，没人应。他又敲了敲，听见里面传来个含糊的声音：谁啊？停诊了。
医生，我牙疼得厉害，令狐故意把声音放得沙哑，带着点疼，您给看看吧，就一会儿。
门一声开了条缝，露出张陌生的脸——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穿件白大褂，袖口沾着点血迹似的红渍，眼神躲闪。都说了停诊了，他皱着眉，想关门，杨医生病了，不在。
不在？令狐往门里瞥了眼，看见诊室里摆着两张牙椅，靠窗的桌子上放着个搪瓷盘，里面有镊子、探针，还有个没盖盖子的药瓶，我前天还来补牙，杨医生说今儿在的。是不是有什么难处？我给双倍诊费。他故意把双倍诊费说得响了些，同时往年轻人手里塞了块银元。
年轻人捏着银元，眼神动了动，终于把门让开了些：进来吧，快点，别耽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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