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李斯自身所秉持的法家背景与极度务实的执政精神，为这种跨学派的融合提供了稳定的基石和清晰明确的导向。他始终强调，“实用”和“利民”是衡量一切技术发明、社会活动乃至思想论辩的最终、也是唯一的标准。一种学说再精妙，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便是空谈；一件器物再奇巧，若于国于民无利，便是淫巧。这种强烈的目标导向和实效原则，如同一条无形的准绳，有效地约束和引导着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使其不至于陷入空泛的哲学辩论、繁琐的考据或者狭隘的门户意气之争，而是始终围绕着“如何更高效地引水？”、“如何让犁铧更耐磨？”、“如何让乡民生活得更好？”这些具体而微的实际问题展开，力求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益。李斯如同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目光远大的舵手，沉稳地掌控着这艘汇聚了墨家、公输家、儒家乃至后来其他零星学派力量的航船，始终朝着“安民”、“富国”这一坚定不移的方向稳步前行。
甚至，一些其他学派的零星思想火花，也开始因各种机缘，在这片日益开放的“思想湿地”中闪现。曾有游学的道家方士路过此地，对那架利用自然之水力“无为而转”的筒车表现出浓厚兴趣，与墨师就“道法自然”（顺应水之本性）与“巧借物力”（通过器械引导利用）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探讨。也有擅长农学、或许带有一些农家背景的士人，在看到改进的犁具后，并非一味夸赞，而是根据其对不同土壤特性和作物生长规律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诸如犁铧入土角度、深耕程度等方面的具体调整建议，使其更符合农时地力。这些交流虽然短暂、随机，如同蜻蜓点水，却进一步丰富了这片思想土壤的养分，带来了多元的视角和启发。
于是，在这偏远的、看似与时代洪流隔绝的乡野，一个奇特的、小规模的、却充满生机的“百家融合”生态圈，悄然形成并运作起来。工匠云集的工坊里，墨家与公输家的传人并肩劳作，敲打声、讨论声不绝于耳；乡间的学舍中，儒生桓谨先生向天真烂漫的孩童传授着开始融入经世致用新思想的道理；广阔的田野上，改进的“精良犁”翻起肥沃的泥土，巨大的筒车缓缓转动，将清冽的河水提上高岸，默默滋润着禾苗；而李斯那间简朴的茅舍，则成了这一切活动的思想交汇点、信息中转站和协调中心，他时而出言点拨技术关键，时而引导讨论方向，时而调和可能出现的分歧。不同学派的知识、技能、理念在这里碰撞、磨合、吸收、升华，最终都共同服务于“利民”这一最朴素也最宏大的主题。
这种“百家融合现雏形”的景象，并非李斯凭借其权威刻意规划设计、强行捏合的结果，而是他在彻底脱离权力中心、归隐田园后，基于对历史兴衰的深刻反思和对民生疾苦的真切体察，顺应时势，因势利导，如同春雨润物般，自然孕育出的宝贵产物。它既超越了秦始皇时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那种文化上的专制与单一，也不同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往往局限于学术圈子的口舌辩论、难以落地的状态，而是一种基于共同实践目标、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建设性的融合。它昭示着，当不同的思想流派能够放下历史的包袱与成见，面向现实需求，携手服务民生时，所能迸发出的巨大创造力和生命力。这融合的雏形虽小，仅局限于一方乡野，却或许隐隐指向了一条更为健康、更有活力、也更可持续的文明发展与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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