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铅丸是方士邪术，太医院正六品院判钱宗嗣当时就骂‘杀人丹’，要拦。”老药工的声音忽快忽慢，像在复述当年的卷宗，“可内阁首辅万安让人递了话：‘陛下喜之，何必违逆？’钱宗嗣次日就被调去南京，永不得回京。”
朱由校眉峰微蹙。红铅丸是毒物，文官集团不可能不知其害。但万安身为首辅，非但不阻，反而打压谏言的太医——这背后是何算计？
“成化爷宾天，言官弹劾刘文泰‘进药误君’。”老药工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药箱上画着圈，“可科道官的弹章刚递上去，就被内阁压了。万安说‘陛下龙体本虚，非药之过’，还把罪名推给司设监梁芳——说他强令刘文泰加铅。”
“梁芳被抄家时，从地窖搜出三十斤铅砂，上面有刘文泰的亲笔标‘供御’。”老药工的声音陡然发颤，“可那标……是后补的。笔锋模仿得再像，墨色也比丹药罐上的新半载。”
朱由校恍然。成化晚年沉迷方术，宠信宦官梁芳，朝政尽落内监之手。文官集团想扳倒梁芳，却不愿担“逼死帝王”的骂名。于是刘文泰成了他们的刀：先用他的“红铅丸”加速成化帝的衰亡，再借“丹药案”治罪梁芳，最后将刘文泰推出来当替罪羊——却又在关键时刻压下弹章，留他一命。
“为何留他？”朱由校追问。
“他手里有账。”老药工的声音冷得像冰，“万安让他记的账：哪些文官收过梁芳的贿，哪些人默许过金丹之事。杀了他，账册流出去，半个内阁都要陪葬。”
老药工的目光落在旧档“弘治五年”那页，语气换了种沉重：“弘治爷是仁君，不好丹药，只信汤药。正德元年春，弘治爷咳血，刘文泰进了‘柴胡清肺汤’——本该用蜜炙柴胡，他用了生柴胡，性寒伤肺。”
“太医院院判周元素当场掀了药碗，骂‘庸医杀人’！”老药工的声音陡然拔高，又迅速压低，“可内阁大学士刘健说：‘周院判小题大做，陛下不过偶感风寒。’硬逼着刘文泰把药灌了进去。”
三日后，弘治帝驾崩。
“这次言官骂得更凶，说‘刘文泰连杀二帝，当凌迟’。”老药工的手指抠着药箱缝隙，“可刘健在内阁说：‘陛下春秋鼎盛，骤崩必引朝野动荡。若治刘文泰死罪，便是坐实“进药误君”，天下人会说新帝正德爷为固权杀旧臣。’”
“他还说，”老药工的声音突然轻得像耳语，“刘文泰是太医院的人，太医院归礼部管。治他死罪，等于说礼部失察——六部堂官都要连带追责。”
朱由校终于明白。弘治帝是文官集团极力推崇的“贤君”，他的突然离世若被定性为“太医谋杀”，不仅会动摇正德帝的合法性，更会让文官主导的礼部、太医院颜面扫地。于是内阁再次出手：将刘文泰贬为平民，逐出北京，却保下他的性命。
“他离京时，刘健让人送了百两黄金，说‘此去江南，莫再谈医’。”老药工的眼神恢复清明，茫然地摸了摸旧档，“后来听说……他在苏州开了家药铺，活了七十多。”
朱由校看着李老药工重新埋头分拣药材，指尖的药香混着旧档的霉味钻入鼻腔。这气味里藏着比“马鹿茸充野山参”更刺骨的真相：太医院从来不是单纯的医署，而是皇权与文官集团角力的暗场。
刘文泰能善终，不是因为医术，也不是因为运气，而是因为他是一枚“有用的弃子”。成化朝，他是文官扳倒宦官的刀；弘治朝，他是文官维护集团利益的盾。当他的利用价值耗尽，便被轻轻丢出权力中心——却绝不会死，因为他的命攥着太多人的把柄。
“张老板？”李老药工抬头，见对方盯着旧档出神，忍不住提醒，“这都是陈年旧事了。”
朱由校笑笑转身走了，在马车上对王安低语：“查刘文泰的苏州药铺，看看他的后人是否还在。再调弘治五年太医院的用药底册，比对内阁的奏疏日期。”
王安点头的瞬间，听见皇帝极轻的一声叹：“原来太医的刀，从来都藏在药方里。而挥刀的人……往往在文华殿。”
李老药工下意识地攥紧了银子，冰凉沉甸的触感让他彻底回神。他浑浊的老眼闪过一丝了然，以为是寻常药材商的“孝敬”，默不作声地将银子揣入怀中，又低头摆弄起他的戥子和山参，仿佛刚才那片刻的“恍惚”从未发生。“张老板”与“账房先生”已消失在堆满药包的库房深处。自始至终，不过一炷香的光景，如风过无痕。
未时的阳光斜斜地照进皇城西北角一处僻静的院落。此间名为“格物堂”，气息与太医院截然不同。空气里少了药草的繁杂，却弥漫着金属的冷冽、酒精的刺鼻以及某种……近似于铁锈的腥气。巨大的西洋棱镜将日光折射出七彩光斑，地球仪静静转动，墙壁上挂着描绘着各种奇异管道和齿轮的图纸，以及一张巨大的、色彩诡异的“人体四体液图”，血液鲜红、黏液淡绿、黄胆汁明黄、黑胆汁深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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