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乌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吃撑了的傻子。
胃里是那盒热乎的猪脚饭，脑子里，却被那个二十岁小老板娘的眼神，塞得满满当登。
我开着“老伙计”，沿着高速一路向南。
车窗外的风景，慢慢地变了。
浙江那些密密麻麻的厂房和广告牌，像潮水一样退去，取而代之的，是福建连绵不绝的青山。
那绿，不是东北那种傻大黑粗的绿，也不是江南那种精心修剪过的秀气。
福建的绿，带着一股子野性。
山不高，但一座挨着一座，像是大地的褶皱。墨绿色的树木蛮横地长满山坡，中间夹杂着几丛不知道名字的红花，偶尔露出一片黄土，像一块没愈合的伤疤。
空气也变了。
我摇下车窗，一股湿热的风“呼”地一下就灌了进来，带着泥土和植物腐烂的混合味道，黏糊糊地糊了我一脸。
我这东北的肺，习惯了干冷，猛地吸进这么一口，差点没呛着。
从义乌到福州，七百多公里。
我一个人，守着方向盘，守着这移动的铁皮罐头，像是被世界流放的囚犯。
孤独这玩意儿，在路上，会被无限放大。
它有时候是服务区一碗十二块钱的泡面，有时候是收音机里突然插播的卖药广告，有时候，就是旁边车道“嗖”地一下超过去的一辆小轿车里，那一家三口的笑脸。
我把那盒小猪佩奇的饭盒洗干净了，放在副驾驶上。
我总觉得，那里面还残留着猪脚的香味，也残留着那个小老板娘带给我的，那种被现实“咣当”一下砸在脸上的疼。
我以前，白活了。
这六个字，像个魔咒，在我脑子里单曲循环。
到了福州，卸完货，拿到运费，我兜里又鼓了一点。
人啊，就是贱。
兜里一有钱，那点穷横的底气就又回来了。
我寻思，来都来了，怎么也得见识见识福建最有名的东西。
我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精瘦的中年男人，穿着个跨栏背心，露出的胳膊黑得发亮。
“师傅，拉我去个地方，吃最地道的佛跳墙。”我故意把“最地道”三个字咬得很重，好像我真是个懂行的老饕。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我一眼，那眼神，跟看一个刚进城的棒槌没啥区别。
“小哥，外地来的吧？”
“嗯，东北的。”
“佛跳墙？”他拖长了音调，笑了，露出一口被槟榔染黄的牙，“你确定？”
“那必须的，钱都准备好了。”我拍了拍口袋，里面的几千块钱给了我虚假的自信。
他没再说话，一脚油门，车子灵活地在福州的老街里穿梭。
福州这城市，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榕树”。
到处都是那种巨大的榕树，盘根错节，气根像老头的胡须一样垂下来，遮天蔽日，把整个街道都笼罩在一种昏暗的、安逸的绿荫里。
车子最后停在了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店门口。
“就这儿，最正宗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司机指了指。
我下了车，走进店里，一股浓郁的、复杂的香味扑面而来。
一个穿着唐装的老板娘迎了上来。
“老板娘，来一份佛跳墙。”我豪气干云地说道。
老板娘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先生，我们这儿的佛跳墙分几种规格，您要哪种？”
“就最牛逼的那种。”
“好嘞，”她笑得更灿烂了，“我们这儿的极品佛跳墙，用的是最好的鲍鱼、海参、鱼翅……一份，三千八百八十八。”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以为我听错了。
“多……多少？”
“三千八百八十八。”老板娘又重复了一遍，字正腔圆，不带一点磕巴。
我感觉我的心脏，像是被人用手攥了一下。
我兜里所有的预算钱加起来，也就刚够喝一碗汤。
喝完这碗汤，我他妈就得在福州要饭了。
我脸上那点豪气，瞬间就泄了，像个被戳破的气球。
我干笑了两声，摸了摸后脑勺：“那啥……我……我突然想起来，我朋友不吃海鲜，我还是……还是先去问问他。”
说完，我几乎是逃一样地跑出了那家店。
外面的出租车司机还没走，他靠在车门上，正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怎么样，小哥，吃上了？”
我老脸一红，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操，一碗汤卖我小四千，抢钱呢？”我骂骂咧咧地上了车，想用愤怒来掩盖我的窘迫。
司机笑了：“这算啥，我们福建人，吃的不是汤，是面子。”
我没接话，心里那股劲儿彻底没了。
我让他把我拉到三坊七巷，又舍不得花钱买门票，就在外围溜达。
福州的下午，时间好像是凝固的。
就在那些老宅子的墙根下，就在那些巨大的榕树底下，我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几个老头，光着膀子，围着一张小石桌，打着一种我看不懂的牌，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福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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