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里的黑暗浓稠得如同墨汁，韩婶压抑的、带着绝望的啜泣声和狗娃细弱游丝的呻吟，像冰冷的针，一下下扎在我心上。那袋沉甸甸的银两搁在冰冷的窑灰上，仿佛不是钱财，而是烧红的烙铁，烫得我不敢触碰，却又无法忽视它的存在。二十两雪花银，足以在乡下买几亩薄田，盖三间草房，安稳度日。可这银子的背后，是何先生未雪的血冤，是雷豹大哥屈死的亡魂，是我们像野狗一样被驱赶的耻辱。这安身立命的根本，拿在手里，却重逾千斤，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
“婶子，”我哑着嗓子打破死寂，声音在狭小的窑洞里空洞地回响，“天快亮了，得走了。”再不走，等天色大亮，这荒滩野地就再无藏身之处。
韩婶的哭声渐渐低了下去，变成一种无声的颤抖。她在黑暗中摸索着，拾起那袋银子，手指触碰到冰凉的银锭时，剧烈地哆嗦了一下，仿佛被毒蛇咬了一口。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将银子塞进怀里最贴身的口袋，然后摸索着抱起昏沉的狗娃，用那床又硬又破的棉被将他裹紧。整个过程中，她一言不发，但那沉默里蕴含的巨大悲恸和认命般的绝望，比任何哭喊都更让人心碎。
我摸索着爬出窑洞，冰冷的晨风夹杂着水汽扑面而来，天色已经透出一种死鱼肚皮般的灰白。河滩上的芦苇在微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人在窃窃私语。我警惕地四下张望，确认无人，才回身将韩婶拉了出来。她的手脚冰凉，身体因为恐惧和虚弱而微微摇晃。
“往南，过江。”我低声道，这是冯经历手下那人最后的指示。南边，意味着要穿过大半个府城外围，才能到达渡口。这一路，吉凶难料。
我们没有选择大路，只能沿着荒芜的河滩，借着芦苇丛的掩护，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南摸索。脚下的淤泥又湿又滑，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韩婶抱着狗娃，走得踉踉跄跄，几次差点摔倒，我都得赶紧扶住她。狗娃在颠簸中偶尔发出痛苦的咳嗽声，每一声都让我们的心揪紧一分。
怀里的银两随着步伐晃动，发出轻微的碰撞声，这声音在我听来如同催命符。我不停地回头张望，总觉得黑暗中有眼睛在盯着我们。每一丛晃动的芦苇，每一块突兀的石头，都像是潜伏的追兵。恐惧像冰冷的河水，漫过脚踝，逐渐淹没到胸口。
天光渐渐放亮，府城黑压压的轮廓在晨曦中显现，像一头蛰伏的巨兽。我们必须尽快远离这片区域。靠近城郊时，开始出现零星的菜地和窝棚，偶尔有早起的农人扛着锄头下地，看到我们这三个衣衫褴褛、形迹可疑的外乡人，都投来警惕和好奇的目光。我们赶紧低下头，加快脚步，恨不得能钻到地底下去。
饥饿和干渴再次袭来。昨天一天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喉咙干得冒烟。我看到路边有条水沟，水色浑浊，漂浮着杂物。也顾不了许多，趴下去用手捧起就喝，一股土腥味和腐烂水草的臭味直冲脑门，强忍着恶心咽下去几口，又催促韩婶喝点。韩婶摇摇头，看着怀里昏睡的狗娃，眼泪又落了下来：“狗娃……一口水都喂不进去了……”
我心里一酸，别过头去。从包袱里摸出最后一点干粮碎屑，和韩婶分着吃了，硬邦邦的碎渣噎得嗓子生疼。那袋银子就在怀里，可此刻却买不到一口干净的水，一口热乎的饭。
越往南走，人烟渐渐稠密起来，道路也开始出现岔路口。我们不敢问路，只能凭着大概的方向和本能，尽量避开大路和人群。太阳升高了，明晃晃地照在身上，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反而让我们的狼狈无所遁形。汗水、泥污混在一起，浑身又脏又臭，和流民乞丐没什么两样。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远远地看到了波光粼粼的江面，以及江边那个熙熙攘攘的渡口。大大小小的船只停靠在岸边，挑夫、小贩、旅客穿梭往来，人声鼎沸。希望近在眼前，但危险也倍增。渡口必有官差盘查！
我们躲在高处一丛茂密的灌木后，远远观察着渡口的情况。果然，码头上设着卡子，几个穿着号衣的官差挎着腰刀，懒洋洋地检查着过往的行人行李，目光锐利地扫视着每一个人。
“怎么办？石头？”韩婶声音发颤，脸色惨白，“有……有官差！”
我的心也沉了下去。硬闯是自投罗网。难道要等天黑？可狗娃的状况，还能撑多久？而且夜间隔江，盘查恐怕更严。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我看到离主渡口稍远的下游偏僻处，有几个破旧的小码头，停着些打渔或者载货的小舢板，一些看起来像是本地村民模样的人正在上下船，官差似乎不太注意那边。
“去那边看看！”我拉起韩婶，沿着江岸的陡坡，小心翼翼地向下游摸去。这里杂草丛生，道路难行，但相对隐蔽。
靠近那个小码头，空气中弥漫着鱼腥味和河水的气息。几个皮肤黝黑、穿着破烂的船工正蹲在岸边补网抽烟，看到我们过来，都停下动作，用打量货物的眼神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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