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像个烧红的烙铁，死死地摁在陈石头佝偻的脊背上。脚下的土地咧开无数道龟裂的口子，像是渴死的巨兽最后绝望的呻吟。他直起腰，用搭在脖子上的破汗巾抹了把脸，汗巾能拧出水，脸上却只剩下被晒干的盐渍，刺得皮肤生疼。
眼前这片苞谷地，是家里租种王大户的二十亩地中最肥的一块，往年这时候，本该是绿油油一片，秆子能齐人高。可现在，入眼尽是枯黄，那些蔫头耷脑的苞谷叶子卷得像烤过的麻绳，风一吹，哗啦啦响，是死亡的声音。
春旱，几十年不遇的大春旱。老天爷像是忘了这片土地，自打去年冬天落了场薄雪后，就再没掉过一滴像样的雨。村头老槐树下，里正带着人求过雨，杀了一只鸡，淋了半碗血在干裂的河床上，屁用没有。
石头舔了舔干裂起皮的嘴唇，喉咙里火烧火燎。他抡起锄头，继续刨着地。不是除草，草都早旱死了。他是在松土，爹说松松土，兴许能保住点地气，万一……万一哪天就下雨了呢？
“石头，歇会儿吧，喝口水。”母亲挎着个破篮子，步履蹒跚地走过来。篮子里是几个掺了大量麸皮和野菜的窝头，还有半瓦罐浑浊的、带着土腥味的水，那是从几乎见底的村口老井里，排了半宿队才舀上来的。
石头放下锄头，接过水罐，小心地抿了一小口，润了润喉咙，便递还给母亲。“娘，你喝，我不渴。”他拿起一个硬得像石头的窝头，用力咬了一口，在嘴里含了半天，才用唾液慢慢泡软，艰难地咽下去。
母亲看着儿子黝黑精瘦的脸庞，又望了望那片毫无生气的土地，深深叹了口气，眼角的皱纹像是又刻深了几道。“你爹去县里打探消息了，听说……官府的税吏，就这几天要下来了。”
石头咀嚼的动作顿住了。心，猛地往下一沉。
傍晚，石头扛着锄头回家。所谓的家，是两间低矮的土坯房，屋顶的茅草被晒得发脆，风大点都怕被掀翻。妹妹草儿正蹲在门口，用一根树枝在干土上划拉，见到哥哥，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又低下头。她才八岁，瘦得只剩下一双大眼睛。
父亲陈老耕已经回来了，正蹲在门槛上，抱着头，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也化不开他眉宇间那团凝固了的愁苦。烟锅早就灭了，他也没察觉。
“爹，咋样？”石头把锄头靠在墙边，低声问道。
陈老耕抬起头，眼神浑浊，满是血丝。“完了，石头，这回真完了。”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锣，“税吏明天就到村里。今年……皇粮国税，一文不能少，说是朝廷有边饷要急。可这光景，哪来的粮？哪来的钱？”
屋里一阵死寂，只有草儿无意识地用树枝划土的沙沙声。
“王大户家……能宽限些不？”母亲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
“宽限？”陈老耕苦笑一声，笑容比哭还难看，“管家说了，地租也不能拖，不然明年就别想种了。村里好几户，连野菜粥都喝不上了，听说……后山老李头家，前天晚上已经……已经饿死一个娃了。”
一股寒意从石头的脚底窜上脊梁骨。饿死人，这个词以前只觉得遥远，如今却像隔壁邻居一样，清晰地贴在耳边。
“咱家……还差多少？”石头问。
“今年的税，加上往年欠的一些，折算下来，要五两银子。”陈老耕的声音都在发抖，“就是把家里那点粮食全卖了，把草儿……”他看了一眼懵懂的女儿，后面的话哽在喉咙里，说不下去。
五两银子。对石头家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往年风调雨顺，辛苦一年，刨去地租吃喝，能剩下几百个铜钱就是老天开眼。一两银子值一千文钱，五两，就是五千文。
第二天下午，税吏果然来了。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为首的是个穿着皂色官服、腰胯铁尺的班头，姓钱，一脸横肉，眼神扫过村民，像看一群待宰的牲口。身后跟着两个帮闲，也是满脸戾气。
催税的锣声咣咣响起，村民们像被驱赶的羊群，聚集在打谷场上。打谷场同样裂着大口子。
钱班头站在一个石碾上，叉着腰，趾高气扬地念着官府的文书，无非是皇恩浩荡，但赋税乃国之根本，限期缴纳，违者严惩不贷之类。
轮到石头家时，陈老耕噗通一声就跪下了，磕头如捣蒜：“钱爷，行行好，今年大旱，颗粒无收啊！求钱爷宽限些时日，等下了雨，想想办法，一定补上……”
钱班头斜着眼，用铁尺挑起陈老耕的下巴：“老东西，少来这套！天旱？天旱就不用给朝廷交税了？边关的将士喝风去？都像你这样，国将不国了！”
石头站在父亲身后，拳头攥得紧紧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看到钱班头那双靴子，是上好的牛皮靴，沾了点尘土，而他的父亲，还有周围所有的村民，都赤着脚，脚上全是裂开的口子和厚厚的老茧。
“没钱？”钱班头冷笑一声，“也好办。按《大雍律》，抗税不交，拘押户主，变卖家产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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