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6日亥时，徐州大许家洼地的夜色里，日军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代号“桐部队”）的阵地如蛰伏的钢铁巨兽，每一处部署都透着精密到毫厘的战术考量——这片东西长1.2公里、南北宽0.8公里的洼地，被内山英太郎少将打造成了支撑第2军西进武汉的“火力堡垒”，其布防细节更是围绕“不丢一门炮、不漏一个目标”展开。
指挥帐篷设在洼地中央海拔21米的土坡顶端，不仅能俯瞰全阵地，更经工兵队加固：帐篷四周埋着半米深的混凝土防波堤，顶部覆盖三层浸油帆布（可防燃烧弹），入口处设双重岗哨——外层是携带军犬的宪兵，内层是配备南部十四式手枪的旅部卫兵。帐篷内的《华中作战重炮配置要图》并非普通地图，而是标注着等高线、土壤硬度的军用精密图，红色箭头从洼地延伸至大别山隘口的每一处关键节点，旁侧用红笔标注“7月5日前需摧毁商城、固始一线12处中方碉堡”——这是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桐部队”下达的死命令。
“森川君，第1联队的炮位伪装要做到‘草土一体’。”内山英太郎指着地图上第1联队的主炮位区域，对森川伊之助中佐强调。作为旅团绝对主力，第1联队的24门重炮部署堪称“步步为营”：20门四年式150mm榴弹炮（按“品”字形分布在洼地南侧，每门炮都浇筑了1.5米深的钢筋混凝土基座，基座周围堆着1.2米高的沙袋，炮身覆盖的迷彩布并非统一制式，远看与麦田融为一体。每门榴弹炮旁都挖有两个“应急隐蔽坑”：一个供炮手躲避反击火力，一个存放10发备用炮弹（用防水油布包裹），坑与坑之间用50厘米深的交通壕连接，壕沟内壁铺着木板。
第3大队的4门大正十四年式150mm加农炮（该型炮因重量大、机动难，通常以小队为单位部署）则单独设在洼地东侧的高台处——这里比周围地面高3米，能扩大射击视野，炮位前50米处专门清理出一片“射界区”（砍倒树木、平整土地，确保炮弹不被障碍物阻挡）。加农炮的伪装更侧重“反侦察”：炮身上除地衣布外，炮轮用稻草捆包裹，连炮口都套着涂了黄土的铁皮罩（防止反光）。森川伊之助特意要求：“每门加农炮配2名测地兵，每小时校准一次射击诸元（距离、仰角、方位角），确保能在3分钟内对陇海铁路桥实施精准打击。”
阵地东侧的防御体系由独立工兵第10中队全权负责，中队长安藤勇少尉带着120名工兵忙了整整三天，构建出“三层死网”：第一层是“地雷-反光镜”联动网——320颗九三式反步兵地雷按“梅花形”埋设，每颗地雷上方插着30厘米高的细竹杆，竹杆顶端绑着锡制反光镜，一旦有人触碰地雷引线，竹杆倾倒、反光镜角度变化，500米外的了望塔立刻能察觉；第二层是反坦克壕——宽3米、深2米，壕沟底部埋着尖刺状的钢轨，内侧铺设5毫米厚的钢板（防止工兵挖掘隧道），壕沟两侧每隔10米设一个“火力观察孔”；第三层是“游动警戒线”——由3个工兵小队轮流巡逻，每小队12人，携带无线电步话机（“九四式”，通讯半径3公里）和照明弹，巡逻路线呈“Z”字形，每15分钟向旅部汇报一次情况。
洼地西北角的独立装甲第3中队（隶属第2军直属装甲部队，配属“桐部队”）则承担“机动护卫”任务：2辆94式装甲车分工明确——1号车（编号“甲-301”）负责夜间巡逻，车顶加装了探照灯（1000瓦，射程200米）和车载电台（与了望塔实时通讯），弹药舱内除7.7mm机枪弹外，还备有6枚手榴弹（应对近距离突袭）；2号车（编号“甲-302”）固定守卫弹药库，车身与弹药库墙壁之间用沙袋堆出“V”形掩体，车头朝向阵地入口，一旦有突发情况，30秒内就能启动并封锁通道。中队长坂本茂中尉在车库内设置了“机械检修站”：2名机械兵通宵值班，每隔2小时检查一次装甲车的发动机机油、履带张力，他对士兵强调：“这两辆车是阵地的‘移动堡垒’，一旦重炮遇袭，你们要确保炮群能安全转移到备用阵地。”
三座了望塔是“桐部队”的“眼睛”，每座塔高12米，塔身用原木搭建，外层包裹沙袋，顶部设圆形观测舱。观测舱内的设备堪称“当时顶尖”：除九二式观测仪外，还配备八八式测远机（测量精度±5米，用于计算目标距离）、九一式气象仪（实时监测风速、湿度、气压，数据每5分钟更新一次）。观察员均来自东京陆军炮兵学校，每人携带专用的《射击修正日志》，日志上不仅记录气象数据，还标注着“不同时段的弹道偏差”——比如“夜间23时，风速3米/秒时，150mm榴弹炮的弹着点会偏西12米”。每座了望塔还配1名通讯兵，用“樱花2号”电台（加密方式为“二五码”，与旅部、联队部直接联通）实时传递数据，确保“观测-计算-射击”流程不超过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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