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的南京，复兴社总部的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
戴笠将“红军巧渡金沙江（长江上游）”的战报狠狠摔在红木桌上，纸张散落一地，上面“四天全军渡江，摆脱围堵”的字样像一把尖刀，扎在每个参会者的心上。
陈默坐在靠窗的位置，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钢笔，表面专注地聆听戴笠的怒斥，眼底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平静。
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的消息，让他悬了多日的心终于落地，而此刻，他需要做的，是完美掩盖情报传递的痕迹。
“云南禄劝的皎平渡！一个排的守卫！竟然让红军全军渡江！”
戴笠的声音带着震怒，目光扫过全场，最终停在陈默身上，“陈默！你负责的西南布防图，为什么没标注皎平渡的防守漏洞？为什么没提前预警？”
陈默起身躬身，语气沉稳却带着恰到好处的愧疚：
“戴老板，是我失职。布防图上标注了皎平渡‘兵力薄弱’，但我没想到滇军会如此麻痹大意，连基本的巡逻都没做到，更没想到红军会声东击西，放弃洪门渡、龙街渡，偏偏选择这个不起眼的渡口。”
他这番话将责任推给“滇军麻痹”和“红军突袭”，既承认了“失职”，又避开了“情报泄露”的核心，让戴笠的怒火有了宣泄的出口。
李有群坐在一旁，本想借机发难，见陈默把责任撇得干净，又把矛头指向滇军，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毕竟滇军向来不听中央调遣，出了差错，怪罪到他们头上，合情合理。
“滇军这群废物！”
戴笠果然顺着他的话头骂道，语气稍缓，“也不能全怪你，谁能想到红军会这么狡猾。你说说，红军为什么能精准找到皎平渡这个薄弱点？是不是有内鬼泄露了布防？”
陈默心里一紧，表面却装作思索的样子，拿起桌上的布防图，指着皎平渡的位置：
“戴老板，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红军的侦察兵厉害，肯定提前摸清了滇军的布防；二是滇军内部有人通共，故意隐瞒了皎平渡的真实防守情况——毕竟滇军和红军没什么深仇大恨，说不定是想放红军过去，省得中央军赖在西南不走。”
这番话既符合滇军与中央军的矛盾，又为“红军找到薄弱点”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彻底绕开了“布防图情报泄露”的可能。
柳媚坐在一旁，适时附和：“陈处长说得有道理，滇军向来和我们不是一条心，上次让他们加强江防，他们阳奉阴违，这次出了差错，肯定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戴笠点点头，脸色终于缓和下来：“有道理！立即让西南的特务去查滇军，看看是不是有人通共！陈默，你再整理一份‘红军渡江原因分析报告’，重点写滇军的失职和红军的狡诈，明天给我！”
“是，戴老板！”陈默躬身应下，心里松了口气——第一步掩盖成功，接下来只要在报告里把“滇军麻痹”“红军侦察”的理由写得充分，就能彻底打消戴笠对“情报泄露”的怀疑。
散会后，李有群拦住他，眼神里满是怀疑：“陈处长，你真觉得是滇军的问题？我怎么觉得，是我们内部有人泄露了布防？”
陈默淡淡瞥了他一眼，语气平淡：“李处长要是觉得有内鬼，尽管去查，查到了，我第一个支持你。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总不能凭空猜测，耽误了戴老板的大事。”
李有群被噎得说不出话，冷哼一声，转身离去。
陈默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李有群想找他的麻烦，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只要他把报告写得滴水不漏，就能让这场“怀疑”无疾而终。
他先去了机要处，苏晴正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文件，见他进来，连忙递过一张纸条——上面用“页码暗号”写着：“老周传来消息，滇军正在查‘通共’，戴笠没怀疑到我们头上。”
陈默捏紧纸条，走到书架前假装找文件，压低声音：“戴老板让我写分析报告，重点写滇军失职，我得把痕迹掩盖得更彻底，不能留下任何破绽。”
苏晴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份滇军的兵力调动记录：
“这是我整理的滇军在金沙江沿线的调动情况，上面写着‘皎平渡排长擅自离岗，士兵酗酒’，你可以写进报告里，作为‘滇军麻痹’的证据。”
陈默接过记录，眼里满是赞许：“太好了！有了这份证据，报告就更有说服力了。”
当天下午，陈默闭门撰写分析报告。
他在报告里详细列举了滇军的“五大失职”：
一是皎平渡排长擅自离岗，导致渡口无人指挥；二是士兵酗酒，武器保管松懈；三是与中央军联络不畅，未及时上报红军动向；四是对渡口周边地形勘察不足，未发现红军迂回路线；五是内部管理混乱，存在通共嫌疑。
每一条“失职”都有具体的证据支撑，比如滇军的调动记录、特务传回的士兵酗酒报告、联络不畅的电报记录，让整篇报告看起来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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