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透过调查局审讯室的铁窗，在青砖地上投下一道窄长的光带。
陈默坐在硬木椅上，藏青色中山装的领口扣得严丝合缝，指尖搭在膝头，纹丝不动。
对面桌后坐着两个穿黄呢军装的人，面前摊着厚厚一摞材料，为首的刘组长指尖夹着支烟，烟灰落了满桌，目光像钩子似的盯着他：“陈默，我们再问一遍——民国25年，你为何放着金陵大学不念，非要考黄埔军校情报科？”
这已是两小时里第三次被问起这个问题。陈默端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凉透的茶水，语气平稳得像在复述早已背熟的课文：“刘组长，家父早年间在湘潭做生意，曾被青帮敲诈，亏得党国军官出手相助，自那时起，我便想着参军报国。金陵大学虽好，却不如军校能直接为党国效力；至于选情报科，是因为戴先生的《情报战概论》让我觉得，情报是战场的眼睛，比扛枪更能制敌。”
他故意抬出戴笠，又把“参军动机”说得恳切，连当年帮过父亲的军官姓名、军衔都报得丝毫不差——那是组织帮他虚构的“恩人”，连档案里都有据可查。
刘组长低头翻了翻材料，果然在“入学动机”栏里看到了相同的记录，指尖在纸上敲了敲：“可有人说，你当年在金陵中学时，常去城南书社，跟一个叫沈清的进步人士来往密切，有这事？”
“沈清？”陈默皱了皱眉，像是在努力回忆，半晌才摇摇头，“没印象。城南书社我倒是去过几次，不过是买些《三民主义》的注解本，每次都有人跟着，科里的小于能作证——戴先生叮嘱过，让我少跟不明人士接触，我一直记着。”
他说得坦然，甚至主动提了证人，堵得刘组长一时语塞。
旁边的年轻调查员突然插话，语气带着逼问：“我们查到，民国24年，你父亲的绸缎庄曾给‘左翼文化促进会’捐过两百块大洋，这怎么解释？”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陈默的指尖几不可察地顿了顿，随即露出一丝苦笑：“刘长官，那是家父被人骗了。当时来捐钱的人说自己是‘商会互助会’的，家父想着多结善缘，就捐了钱，后来才知道是进步团体冒名，气得病了好几天，还去警局报了案，警局有备案记录。”
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张泛黄的报案单影印件——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证据”，边角磨损得恰到好处，像是常年带在身上。
刘组长接过报案单影印件，仔细看了看，上面果然有警局的公章和日期，跟绸缎庄的捐款时间对得上。他把影印件扔回桌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就算你父亲是被骗的，那你上个月去上海，为何要去沈清住过的弄堂？有人看见你在巷口站了半个时辰。”
陈默心里冷笑，知道调查组是铁了心要找出他的破绽，连他去上海执行任务时的行踪都查得这么细。
他挺直腰板，语气带着几分委屈：“刘组长，我去上海是帮戴先生送文件，顺便去弄堂里找个老裁缝——我想着给戴先生做套合身的中山装，感谢他的提拔。至于沈清，我也是现在才知道那是他的住处，早知道就不去了，免得惹一身麻烦。”
他故意把“给戴笠做衣服”放在前面，既解释了行踪，又暗表对戴笠的忠心。
刘组长的脸色缓和了些，却依旧没松口：“你在情报科半年，多次接触进步学员，林晚秋、周明……这些人都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你跟他们见面，真的只是为了工作？”
“当然是为了工作！”陈默提高了些音量，语气带着几分急切，“林晚秋的表哥是‘星火社’的骨干，戴先生让我盯着她，怕她被拉拢；周明常去进步书社，我找他是为了套话，看看书社里有没有组织活动。每次见面我都做了记录，科里的档案柜里能查到，张科长也知道。”他说着，起身要去拿记录，却被刘组长抬手拦住。
“不用拿了。”刘组长靠在椅背上，目光审视着他，“我们问了张科长，他说你确实每次都交了记录，可记录里的细节太笼统，不像你的风格——你查梧桐巷时，连谁穿什么衣服、几点出门都记得清清楚楚，怎么跟这些进步学员见面，就记得这么简单？”
这是在怀疑他故意隐瞒！
陈默心里一紧，随即露出一丝无奈：“刘组长，查外人可以细致，可这些学员都是军校的人，我要是记录得太细，被人看见，还以为我在监视自己人，不利于后续工作。戴先生也说过，对付进步分子，要‘外紧内松’，不能打草惊蛇。”
他搬出戴笠的“指示”，又把“工作策略”说得头头是道，刘组长终于没再追问，转而换了个话题：“你对共党的激进做法，怎么看？”
陈默知道，这是最后的试探——只要表对了态，就能彻底打消怀疑。
他坐直身子，语气严肃：“属下认为，共党的做法太极端，动不动就搞罢工、闹学潮，破坏社会秩序，根本不是为了国家好。党国现在要的是稳定，是团结，像他们那样只会让外敌有机可乘。戴先生常说，‘反共就是保国’，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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