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门被敲响时，我正在整理智利矿难的后续报道。抬头看了眼挂钟——晚上九点二十，早就过了下班时间。
请进。
门开了，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门口。他约莫三十岁上下，穿着朴素的格子衬衫，手里拿着一个旧牛皮纸信封。最让我注意的是他的眼睛，那种锐利而执着的眼神，像是能看透人心。
陈默先生？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是《深度周刊》的记者张毅。
我示意他坐下，心里却升起一丝不安。这个名字莫名耳熟，却想不起在哪里听过。
有什么事吗？我问，手指不自觉地敲打着桌面。
张毅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推到我面前。照片上是一个瘦小的男孩，约莫十岁左右，站在一间土坯房前，眼神警惕地盯着镜头。
我的呼吸停滞了。那是张家沟，2005年。照片里的男孩就是蜷缩在墙角盯着我看的那个孩子——张德顺的儿子。
认得这张照片吗？张毅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砸在我心上，你站在镜头后面，刚给我妈十万块钱。
我的手指开始颤抖，不得不把它们压在膝盖下。你...你是...
张德顺的儿子。他嘴角扯出一个没有笑意的弧度，也是唯一活着知道真相的人。
窗外的霓虹灯闪烁，在张毅脸上投下变幻的光影。二十年前那个瘦弱男孩的影子，此刻正清晰地重叠在这个成熟男人的轮廓上。
什么真相？我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张毅从信封里又取出几张纸，整齐地摊开在桌面上。最上面是一份名单——2005年8月我矿上的工人名单，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家庭情况和数字。张德顺的名字后面写着父母患病，两孩，10万，赵铁柱他们三个则是各3万。
老马的账本，张毅说，我在他死后整理遗物时发现的。
我的胃部一阵绞痛。老马死了？那个总是眯着眼笑，指甲缝永远干净的工头？
他去年肝癌走的，张毅像是读出了我的想法，临死前告诉了我一切。
他翻到下一页，那是一张手绘的矿井地图，几个区域用红笔圈了出来，旁边写着日期和时间——正是发生塌方的日子。
老马策划了所有，张毅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他知道哪里会塌，什么时候会塌。他挑最穷的工人，告诉他们你的，然后...
然后让他们去送死？我突然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声音，就为了那点赔偿金？
张毅冷笑一声：那点？对你来说是，对他们来说是孩子上学的钱，是老人治病的钱，是活下去的希望！他猛地拍了下桌子，你知道老马抽多少吗？每个死人他抽五千！
我的眼前一阵发黑，不得不扶住桌子。那些零碎的片段突然拼合成完整的画面——老马干净的手，工人们计算的眼神，赵铁柱诡异的笑容...那不是笑容，是解脱。
为什么现在来找我？我艰难地问，二十年了...
张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上面正是我早上看的智利矿难新闻。因为这个，他指着报道中的数字，八十万人民币一条命。和当年一样，价格涨了，游戏没变。
他翻开账本最后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近年来的矿难事故和赔偿金额，最近的日期是三个月前。
老马后来去了三家不同的煤矿，张毅说，事故前，他都会更新这份名单。
我感到一阵恶心，冲向洗手间干呕起来。冷水拍在脸上，镜中的我面色惨白。二十年来，我一直以为逃离那个煤矿就结束了，却不知那条沾血的食物链一直在延续。
回到办公室，张毅正在拍照——拍智利矿难的新闻，拍我的反应，拍桌上的证据。
你要报道这件事？我问。
他停下动作，眼神复杂地看着我：不只是报道。我要做一个系列，关于人命如何被定价，从你的煤矿到智利铜矿。
那你会写...我并不知道老马的计划？
张毅突然笑了，那笑容让我毛骨悚然：陈总，你真以为自己无辜吗？你明知支撑架该换却不肯花钱，你定下三万一条命的规矩，你打破规矩后又逃之夭夭...他凑近我，你手上没沾血，但煤灰早就渗进你的指纹里了。
我无言以对。他说得对，我的罪不在行动，而在不作为——那些该换没换的支架，该查没查的安全隐患，该给没给的合理赔偿...
你知道吗，张毅的语气突然柔和下来，我妈用那十万块治好了我爷爷的病，供我和妹妹上了学。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他顿了顿，但每个夜晚，我都会梦见我爸被压碎的身体，然后惊醒，想着那十万块钱沾着他的血。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秘书发来的消息：陈总，明天上午十点与智利Codelco公司的视频会议，洽谈铜矿支架供应合同。
张毅瞥见了屏幕，嘴角扬起讽刺的弧度：看，命运多有趣。二十年后，你又要从矿工的生命中赚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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