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案子啊，发生在江苏省东海县。
1955年的时候，东海县有这么一个女孩，那是呱呱坠地，哭声嘹亮，小脸蛋红扑扑的，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孩子。这个人呐，叫韩继平。
说起来，那会儿正是新中国成立没几年，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心里头都揣着一团火，盼着往后的日子能一天比一天好。韩继平就在这样的年代里慢慢长大了，成了个水灵灵的大姑娘。
到了1979年，眼瞅着春节就要到了，年味儿已经在空气里飘荡开来。韩继平也24岁了。在那个年代，24岁的大姑娘大小伙子，那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了呀。村里头跟韩继平一般大的姑娘，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她这才算是寻着了人家。
韩继平呢，就跟当地一个男青年，叫陈前东，俩人就结了婚了。
这陈前东，当年是东海县吕剧团车队的工作人员。说起来也是个正经职业，在那个年代，能在剧团里上班，那也是体面活儿。陈前东这个人，性子闷，话不多，但干活踏实，开车稳当，剧团里的人对他评价都不错。
婚后这两口子也挺幸福，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先后生了一儿一女，凑了个好字。俩人呢也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份稳定的收入，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但吃穿不愁。俩人这新家里边啊，一件一件的添置了好几件新家具——先是添了一张雕花的木床，又是打了一个三门的大衣柜，后来又置了一台缝纫机，那可是当时的大件儿。这要放到现在，不算什么呀，谁家买不起几件家具？但放到当时说，谁家能买个新家具，那了不得呀，街坊邻居都得过来瞅瞅，啧啧称赞几句。
韩继平摸着那些新家具，光滑的漆面能照出人影来，心里头那个美呀，觉着这日子是越过越有盼头了。陈前东虽然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每次发了工资，都原封不动地交到她手里，自己就留点儿烟钱。韩继平有时候也抱怨他闷葫芦一个，不会哄人开心，但心里头也知道，这样的男人踏实，靠得住。
可这好日子啊，就跟那春天的花似的，开得再艳，也有谢的时候。
到了1988年，韩继平所在的单位啊，效益不好了。先是工资拖拖拉拉发不下来，后来干脆半年才发了一次工资。并且这一次工资可不是发满半年的，就发了一个月的工资，打发叫花子似的。
韩继平拿着那薄薄的一沓钱，心里头凉了半截。她算了算账，这点钱连给孩子交学费都不够，更别提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了。她在单位门口站了半晌，看着里头冷冷清清的厂房，听着机器好久都没响过的动静，最后牙一咬，心一横——这份工作呀，没法养家糊口了，干脆，不干了。
就这么着，韩继平离开了单位。
可人不能闲着呀，得找活路。那时候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小县城，街上渐渐热闹起来，做小买卖的人也多了。陈前东不是在吕剧团工作吗？吕剧团门口人来人往的，是个热闹地段。韩继平呢，不上班之后，就在吕剧团门前边支起了几张台球桌，做点小买卖。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会儿年轻人最时髦的娱乐方式是什么？就是去打台球啊！港台录像片里那些时髦青年，不都是穿着花衬衫，叼着烟卷，一杆子捅出去，台球在绿呢台面上滴溜溜地转吗？小县城里的年轻人，也学着那个派头，三三两两地往台球摊上凑。
韩继平的台球桌支起来之后，生意还真不错，一天能挣个十几二十块的，比上班强多了。她也慢慢摸着了门道，知道和气生财，对谁都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的。那些常来打球的小年轻，都叫她“韩姐”。
跟韩继平这摊紧挨着的，是一个小伙子，卖菜的。
这小伙子长得浓眉大眼，皮肤晒得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地里刨食的。他每天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蹬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装满了新鲜蔬菜，赶到县城来卖。他的菜摊虽小，但菜拾掇得干净，价钱也公道，慢慢也有了些老主顾。
说起来呀，韩继平跟那个小伙子也算是挺有缘分。
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天本来还好好的，突然间就变了脸。也不知道从哪儿刮来的大风，呼呼地就起来了，刮得路边的杨树哗啦啦地响，刮得台球桌上的台球都在桌子上滚来滚去。韩继平手忙脚乱地收拾着，一个人哪顾得过来？她那台球桌又大又沉，一个人根本挪不动。
过了一会，那雨点子一个个有黄豆那么大，噼里啪啦的可就砸下来了，砸在地上冒起一股股尘土味儿。韩继平急得直跺脚，这要是让雨淋了，台球桌的绒面就毁了，那可是花大价钱置办的家伙什儿啊！
就在这当口，临摊的小伙子呢，平时跟韩继平啊，也没什么特别多的交流，顶多就是早上出摊的时候点个头，打个招呼。这一回一下大雨，这小伙子连自己的菜摊都顾不上收，赶紧就跑过来了，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帮着韩继平收拾这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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