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9日夜成都凤凰山机场，深夜十一点，机场跑道两侧的引导灯在黑暗中勾勒出两条朦胧的光带。两架美制马丁B-10轰炸机的发动机发出低沉轰鸣，机械师正进行最后的检查。
徐焕生站在1403号机舱旁，最后一遍核对清单：“传单六万份，分装在二十个麻袋里。导航设备、无线电、燃油……”这位二十八岁的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队长，面容在昏暗灯光下显得异常坚毅。
副驾驶佟彦波递过来一杯热茶：“队长，气象台确认，东海气流相对稳定。但我们的航程……”
“我知道，”徐焕生接过茶杯，温热透过搪瓷杯传到掌心，“单程超过一千公里，几乎到了马丁的极限。但必须飞。”
地勤兵跑来报告：“队长，校长侍从室急电！”
电文简短：“‘人道远征’，务求成功。校长。”
徐焕生将电文小心折好放进制服内袋。他想起了三天前在江城面见航空委员会钱大军主任时的情景。钱主任面色凝重：“焕生，这个任务九死一生。但我们必须让日本人知道——华夏空军能飞到他们头顶！”
“不是为了轰炸，”钱主任当时强调，“是为了宣告。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华夏在抵抗，华夏空军还在战斗！”
此刻，机械师老陈最后检查完发动机，走过来拍了拍机身：“队长，这老伙计我调理了三天三夜，油路、电路、气路都通了。但说实在的……太远了。”
徐焕生看了看表——二十三点四十五分。他转身对八名机组成员说：“弟兄们，此行不投炸弹，只投纸片。但我们要飞到日本，在他们的城市上空，撒下六万张传单。让日本人看看，华夏空军能飞到他们本土！有没有问题？”
“没有！”八人齐声回答，声音在夜风中显得单薄却坚定。
零点整，两架轰炸机滑入跑道。发动机咆哮声骤然增大，飞机开始加速。跑道灯在机翼下连成光带，越来越快，终于，机头抬起，两架马丁式冲入黑暗的夜空。
5月20日凌晨，日本长崎上空，凌晨二时五十分，徐焕生透过舷窗看到了海岸线。下方是漆黑一片的九州岛。
“队长，确认位置，长崎湾。”领航员苏光华低声报告。他的手在微微颤抖——不是害怕，而是极度紧张下的生理反应。
佟彦波压低声音：“下面有灯光……城市还没完全灯火管制。”
徐焕生深吸一口气：“降低高度到三千五百米，准备投撒。”
飞机开始下降。机舱内，投弹手打开了弹舱——里面没有炸弹，只有捆扎整齐的麻袋。传单上印着中日双语文字：
告日本国民书
诸君邻邦之民，非我仇敌。侵华战争乃日本军阀之罪恶，非日本人民之愿。望诸君觉醒，反对战争，勿为军阀牺牲……
徐焕生下达命令：“投！”麻袋被推出弹舱，在空中破裂，六万张传单如雪花般飘洒而下，在夜风中散向长崎的街道、屋顶。
同一时刻，1404号机飞临佐世保军港上空，完成了同样的任务。
两架飞机在日本上空盘旋三圈，确认传单散播后，调转机头返航。
5月20日黎明，返航途中。“队长，燃油还能坚持四小时，”机械师报告，“但我们必须找到备用降落场。原定的宁波栎社机场可能……”
话音未落，无线电里传来急促呼叫：“鹰巢呼叫远征队！鹰巢呼叫远征队！日军已发现行动，正向浙江沿海增派战机！建议改变着陆点！重复……”
徐焕生看了看海图：“转向温州方向。只要能踏上国土，哪里都能降落。”
上午八时，两架飞机出现在浙江沿海。燃油表的指针已经接近红色区域。下方，温州瓯江口的滩涂隐约可见。
“准备迫降！”
飞机降低高度，掠过滩涂，最终在一条相对平坦的土路上颠簸着陆。机轮深陷泥泞，机身在巨大惯性下向前滑行数十米，终于停住。
徐焕生推开舱门，跳下飞机。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国土的气息。八名机组成员陆续跳出，有人跪倒在地，亲吻泥土。
不远处，几个渔民打扮的人跑过来，看到飞机上的青天白日徽，激动地大喊：“是我们的飞机！是我们的飞机！”
一个老者颤巍巍地问：“长官，你们……从哪里来？”
徐焕生挺直身躯，一字一句回答：“老人家，我们从日本回来。”
5月20日上午，东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的办公室内，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桌上摊着几张传单——是从长崎紧急送来的。
“支那飞机……飞到了长崎？”米内光政的声音里充满难以置信，“我们的防空系统是摆设吗？！”
海军军令部次长山本五十六站在窗前，背对着室内。这位后来策划珍珠港事件的海军将领，此刻脸色铁青：“大臣，这不是普通的空袭。他们没有投炸弹，投的是传单。”
“这比炸弹更可怕！”米内光政拍案而起，“炸弹只能摧毁建筑，这些纸片……”他抓起一张传单，“‘告日本国民书’……这是在动摇民心！是在告诉国民，连支那的飞机都能飞到我们头顶！”
山本转过身：“已经确认，是两架马丁轰炸机，从华夏成都起飞，经东海直达九州。航程超过一千公里。这说明支那空军还有远程打击能力，也说明……”他顿了顿，“我们对华作战，已经开始让本土暴露在威胁之下。”
“必须报复！”米内光政咬牙切齿，“立刻找出他们使用的机场，摧毁它！还有，本土防空必须全面整顿！长崎、佐世保的防空负责人，全部撤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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