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国营厂当技术员，”他忽然开口，声音轻飘飘的，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那时候厂里效益好，我是技术骨干，奖金比工资还高。”他嚼着牛肉，眼神飘向远处的路灯，“那时候觉得，钱这东西，只要肯干，就像树上的果子，到了季节自然就掉下来。”
我静静地听着，没打断他。风穿过梧桐树枝，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为他的故事伴奏。
“后来厂子改制，”他苦笑了一下，又拿起馒头咬了一口，这次有牛肉下饭，似乎没那么噎了，“领导找我谈话，说让我承包车间，我没敢。那时候年轻，怕担风险，觉得安安稳稳拿工资挺好。”他摇了摇头，眼里满是懊悔，“结果没两年，厂子就黄了。一起上班的老王，当时跟我争着要承包车间，后来把车间盘下来，改成了家具厂，现在……人家开着大奔，住大房子。”
他顿了顿，拿起二锅头，拧开瓶盖，往嘴里倒了一大口。辛辣的酒液滑过喉咙，他舒服地打了个哆嗦，眼角泛起点红。“我呢？下岗，摆摊，开摩的……啥都干过。攒了点钱，想学着做生意，结果被人骗了，血本无归。”
“被骗了？”我皱起眉。
“嗯，”他又喝了口酒，语气里带着自嘲，“跟人合伙开饭店，我出的钱，他管的账。不到半年，他卷着钱跑了，留下一屁股债。我找他要，他说‘钱是王八蛋，没了再去赚’，你说气人不气人？”他笑了起来，笑声里却全是苦涩，“从那以后，我就觉得，钱这东西，真跟沙子似的。你攥得越紧，漏得越快。有时候你觉得抓在手里了，风一吹，照样啥都没有。”
难怪他会说“钱像沙子”。原来这话里藏着这么多故事。我看着他手里的二锅头，瓶里的酒已经下去了小半，心里忽然有些不是滋味。
“那你后来……”我想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又觉得有些唐突。
“后来？”他咧嘴一笑，露出黄牙，“后来就混呗。白天在工地上打零工，晚上就来这儿待会儿，喝点酒，睡长椅。”他指了指不远处的长椅，“那椅子比我家床还舒服，至少不会有人催我交房租。”
我沉默了。原来他不是无家可归，只是家还不如这街心公园自在。
“你那招‘困身计’，是不是以前在厂里跟人学的？”我换了个话题，想让气氛轻松点。
提到这个，他眼睛亮了一下，放下酒瓶，拍了拍大腿：“算你说对了！那时候厂里评先进，有个老油条总抢我的功劳，我气不过，就天天跟着他。他去领导办公室汇报，我就站在门口等；他开小组会，我就坐在旁边听。没过三天，他就主动找我，把先进名额让给我了。”他得意地笑了，“对付这种想占便宜又要脸的人，就得让他觉得不自在，让他知道，你不是好惹的，也不是能随便打发的。”
我恍然大悟。难怪他那招用得那么熟练，原来是有“实战经验”的。
“你那天吟的诗，也是以前学的？”我又问。我总觉得，能随口吟出那样句子的人，肚子里肯定有点墨水。
他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淡了些，眼神又飘向了远处的天空，那里的最后一抹橘红也消失了，只剩下沉沉的暮色。“年轻时候爱看书，”他轻声说，“厂里的图书馆，我是常客。唐诗宋词，啥都看。那时候觉得，诗里的人活得真带劲，高兴了就喝酒写诗，不高兴了也喝酒写诗。”他拿起酒瓶，又喝了一口，“不像我们，高兴了得琢磨下个月的房贷，不高兴了还得琢磨下个月的房贷。”
他的话像根针，轻轻刺了我一下。是啊，我们这些在城市里奔波的人，早就被生活磨得没了棱角，连喜怒哀乐都得掂量着来。哪还有心思像诗里那样，为一片落叶、一场秋雨伤春悲秋。
“其实你那招，我一开始没敢用。”我笑着说，“觉得太损了，怕把事情闹僵。”
“损？”他撇撇嘴，“对付不讲理的人，就得用不讲理的招。你跟他讲规矩，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反倒跟你讲规矩了。这世道，有时候就是这么回事。”他指了指远处写字楼的灯光，“你看那些高楼里的人，穿得人模狗样，背地里干的龌龊事，不比咱们多？”
我没反驳他。这些年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见过的尔虞我诈、背信弃义还少吗？有时候为了生存，确实得用点不那么“体面”的手段。
“对了，还不知道你贵姓？”我想起自己还没问过他的名字。
“姓陈，陈建国。”他爽快地说，“建国，建设国家的建国。”
“我叫林伟。”我伸出手，“以后叫我老林就行。”
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跟他握手，但还是赶紧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指关节突出，手心全是老茧，握起来却很有力。
“老林。”他念了一遍我的名字，笑了，“好名字。”
我们俩就那样蹲在垃圾桶旁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他给我讲工地上的趣事，说哪个工友吃饭能吃三大碗，哪个老板最抠门，发工资总拖到最后一天；我跟他说工作室的事，说小周年轻有冲劲但毛躁，说老王踏实肯干就是胆子小。夕阳彻底落下去了，街灯的光芒越来越亮，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像是两个相依为命的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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