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浑身一震，最后一点幻想彻底破灭。巨大的屈辱和愤懑涌上心头，他想起当年的洛水之誓，想起眼前之人背信弃义的手段，悲声吼道：“卿负我！司马仲达，你负我！”
司马懿闻言，眼中寒光一闪，那病弱之躯竟爆发出一种决绝的气势，他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斩钉截铁地回应，声音穿透了河风：“我宁负卿……不负国家！”
“国家……”王凌喃喃重复，随即爆发出一阵苍凉的大笑。好一个“不负国家”！将这党同伐异、铲除异己的勾当，粉饰得如此冠冕堂皇！
就在王凌笑声未止之际，司马懿身边的主簿上前几步，朗声道：“太尉既已认罪，太傅奉陛下之德意，特示宽仁，解缚！” 一名士兵乘小船靠近王凌，在双方众目睽睽之下，替他解开了束缚已久的绳索，并将那沉甸甸的印绶与节钺，郑重其事地交还到王凌手中。
这一举动，绝非多余。 对于岸上肃立的魏军将士和寿春城头仍在观望的守军而言，这是朝廷“宽赦”的明确信号，旨在安抚人心，避免王凌部将在主帅受辱后铤而走险，作困兽之斗。司马懿需要的是完整接管寿春，而非一座在绝望中焚毁或血战的废墟。在战术上，这是“先稳后杀”的妙棋。
对于王凌本人，这“解缚还印”的瞬间，让他手腕一松，冰冷的印信重回掌心，一股劫后余生的错觉混合着巨大的屈辱，竟让他心神恍惚。他或许以为，最坏的结局不过是罢官归乡。这片刻的“希望”，正是司马懿 “杀人诛心” 的关键——他要在精神上彻底摧毁这位四朝老臣。“先予后夺”，让王凌体验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极致痛苦，这比直接逮捕更能彰显其掌控力，也是对所有潜在反对者的残酷震慑。
同时，这更是一场精心编排的 政治表演。主簿口中的“奉陛下之德意”，将这场清算包装成了皇恩浩荡。归还印绶，象征着朝廷正式接受了王凌的投降，确认了他“太尉”的身份。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司马懿都可以将责任推给王凌，声称是其“辜负圣恩”，而他自己则始终保持“宽仁大度”的形象，为司马氏日后代魏积累政治资本。
法律程序 亦隐藏于此。此刻，在法律形式上，王凌仍是太尉，他的投降已被记录。司马懿手中虽有黄华、杨弘的告密证据，但他需要王凌在“看似自由”的状态下完成投降程序，以此坐实其“谋反未遂”且“认罪”的事实。这为后续合法地夷灭王凌三族、处置楚王曹彪，铺平了法理道路，避免了“冤杀功臣”的舆论风险。
然而，这假意的宽容转瞬即逝。当司马师率军控制了寿春城，王凌依循礼节，命舟子驱动小船，欲靠近河岸亲自“谢恩”时，几艘魏军快艇如黑色梭鱼般迅疾切入，船头甲士手持长戟，面无表情地将他牢牢阻在十余丈外。
这一刻，图穷匕见。王凌握着手中突然变得滚烫的印绶，看着岸上那个重新闭上双眼、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病弱身影，彻底明白了自己作为“棋子”的终局。所有的宽恕都是假象，所有的程序都是为了最终的毁灭。一股比项县河水更刺骨的寒意，瞬间浸透了他的四肢百骸。
前往洛阳的囚车，是司马懿“特赐”的，比寻常囚车宽敞些，却依旧颠簸。王凌坐在车内，闭目不语。队伍行至项县，入驻了当地简陋的馆驿。
是夜，押送他的校尉吴坤按例送来饭食。王凌没有动筷，只是平静地看着他，问道：“吴校尉，可有棺钉？”
吴坤一愣，一时没反应过来：“太尉……要棺钉何用？”
王凌笑了笑，那笑容里满是看透生死的淡然：“行将就木之人，预为后事罢了。难道司马太傅，还打算让我活着走到洛阳，在百官面前受三堂会审之辱吗？”
吴坤脸色微变，不敢接话，但看着王凌那洞悉一切的眼神，最终还是挥挥手，命手下找来了几枚粗长的铁钉。
冰冷的铁钉入手，沉甸甸的，带着死亡的气息。王凌仔细摩挲着钉子的棱角，仿佛在确认自己最终的归宿。
次日清晨，押解队伍途经项县的贾逵祠。贾逵，字梁道，乃是魏室忠臣，与他王凌也算旧识。
“停车。”王凌在囚车内忽然开口。
吴坤犹豫了一下，还是示意队伍停下。
王凌被允许下车，他整理了一下褶皱的衣衫，缓步走到祠前。晨曦透过古柏的枝叶，洒在他苍老的脸庞上。他望着祠内贾逵的塑像，一生往事如走马灯般在脑海中闪过。从青年时追随武帝曹操的壮志，到明帝曹叡临终前的托付，镇守淮南十余年的兢兢业业，与孙权势力的反复周旋……最终，都化为与司马懿这场注定失败的博弈。
他并非后悔反抗，而是悲叹时运不济，计划败露，更痛心于社稷将倾，自己却无力回天。
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最终化作一声悲怆至极的呼喊，他朝着贾逵的塑像，用尽全身力气嘶吼：“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唯尔有神，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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