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的风，永远是硬的。
它卷着戈壁滩上的砂砾，掠过新筑的、蜿蜒如龙脊的城墙，抽打在戍卒们黝黑皴裂的脸上，也拍打着将军帐的牛皮帷幕，发出沉闷而持续的噗噗声响。大将军蒙恬，卸下了冰冷的玄甲，只着一身便于行动的常服，站在帐外一处高耸的烽燧台上，极目远眺。
眼前，是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杰作——长城。它不再是地图上抽象的线条，而是真实横亘在天地之间的宏伟屏障。墙体沿着山势起伏，敌台、烽燧星罗棋布，如同帝国伸向北方的、坚硬无比的指关节。三十万大军，连同数量更为庞大的民夫、刑徒，在他的统帅下，正将始皇帝那“隔绝混乱，永固北疆”的理想，一寸寸地夯筑进这黄土与巨石之中。
蒙恬深深地吸了一口凛冽的空气，胸中涌起一股混杂着自豪与沉重的责任感。他出身将门，蒙氏家族三代事秦，忠勇刻入骨髓。他理解并完全拥护皇帝的宏图。在他看来，长城不仅仅是防御胡骑的工事，它更象征着一种秩序对混乱的胜利，是文明世界为自身划定的、不容侵犯的边界。能够被委以如此重任，统帅帝国最精锐的军团，执行如此宏大的战略，对他而言，是无上的荣耀，也是对蒙氏忠诚的最高肯定。
“陛下之志，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此墙，当为陛下之志，亦为我华夏永世之屏。”他常常对麾下将领如此说道，语气坚定，不容置疑。他对嬴政的忠诚，如同这北地的岩石，历经风霜，却愈发坚硬。他坚信，皇帝所做的一切，哪怕手段酷烈，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而统一的帝国，一个不再有战乱纷争的太平天下。
然而，在这铁一般的忠诚之下，一些细微的、不和谐的裂纹，正随着时间流逝和帝国内部传来的种种消息，悄然滋生。那是一种隐隐约约、却无法彻底忽视的……困惑。
作为大军统帅，蒙恬深知军法严明的重要性。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是军队战斗力的基石。秦律的细致与严苛，在军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贯彻。他也一直以此为准则。
但近来，一些事情让他感到些许不适。
就在几日前，一队来自中原的戍卒，因为不堪忍受北地的苦寒与监工的酷烈，企图逃亡。按照秦律，戍卒逃亡，捕获即斩。人被抓回来了，行刑的命令也送到了蒙恬的案头。他没有任何犹豫，批了一个“可”字。
然而，在监斩之后，他无意中了解到，那些逃亡的戍卒中，有一个不过十六七岁的少年，家在原楚地，是被强行征发来的。他的父亲早已死在征伐岭南的路上，家中只有病弱的老母。少年逃亡，并非畏战，只是想回去看一眼濒死的母亲。
听到这些，蒙恬握着军报的手，微微顿了一下。他仿佛能看到那个楚地少年在刑场上绝望的眼神，能想象到那位母亲倚门盼儿最终却等来死讯的凄惨。军法如山，他别无选择。但内心深处，某个地方被轻轻触动了一下。律法的铁面无私，毋庸置疑。但当这铁律碾压过如此具体而微的人伦悲剧时，是否……过于冰冷了？
他想起皇帝近年来对法家的极致推崇，对任何“不谐之音”的零容忍。东郡陨石事件后的大规模清洗，他也有所耳闻。为了七个不知来源的字，屠戮一村百姓……这，真的必要吗？这种绝对的、不留任何余地的肃清，与他所理解的、为了“止战”与“安民”而存在的秩序，似乎有了一丝微妙的偏差。
长城的修筑，是一项旷世工程，也是一场消耗生命的马拉松。蒙恬亲临一线，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其中的代价。
他看到的，不仅是兵卒们戍边的艰辛，更是那些从全国各地征发来的民夫、刑徒，在皮鞭和苛令下，如同消耗品般，将生命一点点填入这宏伟的墙体。疾病、劳累、坠崖、工伤……死亡如同北地的风，无处不在。运送粮秣的道路上，倒毙的民夫与牲畜骸骨，随处可见。
他忠于职守，严厉督促工程进度，因为他相信这是帝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当他深夜巡视营地，听到那些简陋窝棚里传来的压抑呻吟和思乡低泣时，当他看到那些面黄肌瘦、眼神麻木的民夫，在监吏的呵斥下机械地劳作时，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感便会压上心头。
皇帝追求的是万世的秩序，是永恒的功业。但这功业的基石，是否正在被过度透支？帝国如同一张被拉满的强弓，弦索已经绷到了极致。北筑长城，南戍五岭，内修宫室，外开驰道……每一样都需要海量的人力物力。蒙恬虽远在北疆，也能从粮草补给、兵员轮换的日益艰难中，感受到帝国躯体传来的疲惫信号。
“陛下之志，固然高远……然，民力亦有穷时。”这句话，他只敢在最私密的心腹将领面前，以最隐晦的方式提及。他困惑于，为何皇帝似乎看不到，或者说不在意这基石之下的裂痕？为何那构建秩序的双手，同时也在制造着可能颠覆秩序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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