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间窑洞静得能听见门外枣树叶子的轻微摩擦声。武惠良看着王满银，等待着他的答案。
王满银深吸了一口气，手指在那叠记录纸上轻轻敲了敲，仿佛下定了决心。
“武科长，”王满银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带着一种与他平日形象不符的郑重，“咱庄稼人，不懂那么多大道理。可咱知道，人要往上走，得有梯子。少安是个灵性人，干一行成一行，有股钻研劲，是块好料，埋没在土里，可惜了了。”
他抬起眼，目光灼灼地看着武惠良：“我听说，如今上头有了新精神，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里头选拔学生，去上大学？叫……‘工农兵大学生’？”
1968年7月21日，“最高”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段批语被称作“七·二一指示”。
1970年6月27日，国家批准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由此拉开了工农兵上大学的帷幕。
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招生对象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以及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人。
学制暂为2至3年。学习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最高思想改造大学。
1970年至1976年进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学习期满毕业时已由学校颁发了毕业证书的，国家承认其学历为大学普通班毕业；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则为专科毕业。
武惠良眼中闪过一丝极快的惊诧，他重新打量了一下王满银。这个政策年中才在少数几个顶尖大学试点，陕西也只有省城工业大学和农业大学有招生名额。
消息并未广泛传开，尤其在这黄土高原的县城里，一个农民竟然能知道，并且瞬间想到这条路径，这份敏锐和见识，让他不得不收起最后一丝轻视。
“是有这个说法。”武惠良谨慎地点了点头，没有深入。
王满银往前凑了凑，身体几乎要碰到小桌：“武科长，您是能人，门路广。我就想，能不能……让少安也去走这个推荐？他政治清白，根正苗红，是正经的贫农后代。这次搞蚯蚓养殖，也算是在农业技术上做出了成绩，有实践，有成果，够不够得上‘表现特别突出’？他年纪也正好，文化程度……他的学业己达到，还自学了部分高中知识，脑子活泛，不比那些初中生差！”
武惠良没有立刻回答，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划拉着。他沉吟了片刻，才缓缓开口：“满银同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这个政策刚开头，名额金贵得很，一个地区也分不到几个，盯着的人太多了。
少安同志的情况，农民身份是符合，但文化底子和竞争激烈程度……”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难，非常难。
王满银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他不慌不忙地从那个旧帆布包里，又掏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小心翼翼地展开，推到了武惠良面前。那是几个月前的《省城日报》。
“武科长，您看看这个。”王满银指着第二版上一篇篇幅不小的通讯，标题是《棉区的一面红旗——记XX公社科学植棉先进事迹》。
“这篇报道，我们研究过很多遍。”王满银的声音带着一种引导的意味，“您看，他们也是基层搞出了成绩，上了省报，这一下子，名气就打响了，成了典型。我们原先也琢磨着，等蚯蚓养殖的数据再扎实点，就仿着这个路子，给省报，甚至……给《国家日报》写一篇通讯，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黄土高原的创新实践——记双水村蚯蚓养殖促生猪增产》，把少安和正民的名字，还有咱双水村，都写进去。”
武惠良的目光扫过那篇报道，瞳孔微微收缩。他完全明白王满银的潜台词——如果地区局这边“不讲规矩”，硬抢功劳，那么王满银他们就敢把这事捅到更高层面的媒体上去。
到那时候，舆论关注之下，谁最先搞出这项技术，可就瞒不住了。而如果地区局这边“懂事”，帮助孙少安争取到了这个上大学的机会，那么，这项技术的“发现权”和“推广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归功于地区农业局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他武惠良作为具体负责人，自然是首功一件。那篇可能出现的轰动报道，也将成为他仕途上最亮眼的一笔。
王满银看着武惠良变幻不定的脸色，又加了一把火：“武科长，要是少安真能推荐上去，那么我们将全力配合你们调研，实验这项技术，和通讯上报计划。
这功劳，这政绩，不比单纯推广一个养殖技术更大、更响？到时候，所有的总结报告、经验介绍，头功都是您和地区局的。刘正民同志嘛，跟着沾点光，能在农科所或者局里更进一步，也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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