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跟江南的弟兄打仗,靠手势比划,现在能说官话,配合得好着呢!”一个蒙古骑兵拍着身边江南步兵的肩膀,用略显生硬的官话说。
士兵退役后回到家乡,又成了官话的传播者。他们教家人说官话,在村里的学堂当兼职先生,甚至连吵架都用官话——仿佛谁的官话说得标准,谁就更有理。
官话的普及,打破了地域与民族的壁垒。一个云南的土司子弟,在长安的学堂里用官话与波斯的留学生讨论算术;一个山东的商人,在南洋的港口用官话与当地土着讨价还价;甚至连西南山林里的部落,也开始学着说官话,因为他们发现,会说官话的人,能从官府那里领到更多的种子和农具。
“陛下,如今官话的普及率已达七成,南北商旅不用再带翻译,各县的文书往来也再无歧义。”负责文教的官员在朝会上汇报,脸上满是振奋。
李砚点点头,拿起一份来自西域的奏折。上面是用官话写的,字迹虽有些潦草,却清晰易懂,讲的是西域都护府如何推广棉花种植。他能想象,那个写奏折的西域官员,或许还带着浓重的口音,却在用一种统一的语言,向他这个皇帝汇报工作。
这种统一,比疆域的统一更重要。
官话的普及,也打击了士绅的特权。以前士绅们靠着“之乎者也”垄断知识,百姓因为听不懂“雅言”而对官府敬而远之。如今官话通俗易懂,连目不识丁的老农都能听懂政令,士绅们再也不能靠着语言壁垒欺上瞒下了。
“以前县里的公告都用文言文,俺们看不懂,全靠士绅传话,他们说啥就是啥。”平安镇的老农说,“现在用官话写的大白话,赵尉官还会读给俺们听,谁也别想糊弄!”
士绅的衰落,让朝廷的赋税增加了三成,因为隐瞒的土地和人口被清查出来了;民族的融合加快了,因为大家能用同一种语言交流了;基层的治理顺畅了,因为皇权终于穿透了乡绅的阻隔,直达每个村落。
这日,赵五在镇口的老槐树下,教一群孩子说官话。孩子们学得认真,奶声奶气地跟着念:“大秦,吾土;百姓,吾亲……”
夕阳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赵五独臂的身影上,也照在孩子们纯真的脸上。远处,几个曾经的乡绅远远看着,眼神复杂,却再也不敢上前置喙。
李砚坐在长安的御书房里,看着各地传来的“乡政月报”,上面记录着每个乡镇的户籍、粮食产量、治安情况,数据详实,条理清晰。他知道,这些都离不开那些遍布乡镇的伤残老兵,离不开那门通行全国的官话。
大一统,从来不是靠刀剑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打破地域的壁垒,消除语言的隔阂,让每个角落的百姓都认同“大秦”这个身份。而他做的这一切——安置残兵、推广官话、遏制士绅,都是在为这个庞大的帝国,铺设一条通往真正统一的道路。
这条路或许漫长,却已在脚下延伸。那些带着伤疤的老兵,那些朗朗上口的官话,终将像种子一样,在大秦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支撑帝国千秋万代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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