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登·普雷斯科特。
好吧，这其实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他的真实姓名是欧文·普莱斯。
一个平淡无奇、淹没在芸芸众生中的名字，就像他出生的那座城市，密歇根州的弗林特。
弗林特的风光，是一种工业文明退潮后留下的、结构性的忧郁。
那些曾经为通用汽车输送血液的厂房，如今像是被遗弃在时光土壤的骸骨，沉默地诉说着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
欧文的童年，就在这些骸骨的阴影下度过。
他的自我定位清晰而坚定：一个平平无奇、热爱自由、具备优秀友利坚精神品质的普通人。
他坚信努力工作、诚实做人，就能在这片土地上获得应有的回报。
只是，他似乎不够聪明。
这情有可原。
他的父亲是铁路系统的一名信号员，母亲则在一家连锁超市做收银员。
再往上推，祖父母那辈则都是通用汽车流水线上工作，经历过大罢工的辉煌与大裁员的落寞。
这个家族的成员，无一例外地存在一个显着共性——他们的GPA成绩，就像投入弗林特河的垃圾，总是毫不犹豫地沉在选修课那片浑浊的浅水区里。
作为这样一个家庭的后代，欧文甚至一度有实现阶层突破的希望。
他顺利从高中毕业了，这在这片亲戚里，是一件足以在感恩节餐桌上被反复提及的稀罕事。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兴许这不只是家庭和遗传的因素。
在他十九岁那年，弗林特当地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了水源铅污染事件。
他起初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只听邻居们说，那玩意儿会让人变笨。
一个完美的解释链条，在他脑中浑然天成。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他高中最后两年的学业水平，如同自由落体般急转直下。
报道恰巧发生在当地更换水供应商的两年后，而在此之前，儿童血液中的铅含量早已严重超标，只是从未引起过任何人的关注。
这也能解释他之后的所有经历。
他想追随祖辈的荣光，进入汽车公司上班，但他没能考入专为汽车工业输送人才的凯特林大学。
他一度就读于莫特社区大学，指望能凭此获得一份推荐信。
但在校期间那低至1.8的绩点和三门核心课程的挂科记录，像一道冰冷的铁闸，彻底断绝了他的念想。
而好巧不巧，每当他感觉自己的智力出现了某种不可逆的衰退时，他们敬爱的总统和州政府就会发布一次消息：
有关设立灾区的讨论、辩论、报道……
但毫无意外，所有人都声称自己无能为力，并将问题的关键指向预算、法案、以及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
“就因为预算批不下来？
就因为这是‘人为灾难’而非‘自然灾害’？
他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变笨？”
他曾不止一次向朋友们抱怨。
当然，抱怨的时候，那个被耽误前途的，总是被他替换成“这座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孩子们”。
毕业后，他找了份在快餐店炸薯条的工作，微薄的薪水让他很快选择离开。
随后是仓库管理员、夜班保安、市政剪草工……
这些工作像旋转门一样在他生命中进进出出。
最终，他迫不得已，在一家生产汽车座椅配件的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人的活计。
这是萧条城市的常态：
工作机会稀缺，找到一份工作并不容易；可一旦就业，又很容易离职——高强度劳动与低福利待遇，让雇佣关系变得像一张浸湿的纸巾，一触即碎。
看起来历经千辛万苦抵达了终点，但好像一切又随时等待着回到起点。
他知道这一切的根源。
是那些移民。
他们像蝗虫一样涌入，挤占了岗位，他们可以忍受——或者说，名义上可以忍受——那种几乎不把人当人看的工时和繁重任务。
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他们竟然可以接受低到尘埃里的薪水和缺位的福利政策。
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被这群家伙搅黄的。
如果没有他们，本地的公司就会因为劳动力稀缺而不断抬高工价，以吸引像他这样的本地小伙子上岗。
以他的见识，自然无法理解更高层次的规律——企业的用工成本并不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而取决于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这一更宏大的内在原理。
只是市议员奥尔登先生是这么说的，工会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他也这么相信了。
尽管那位奥尔登先生看起来并不可靠——他会在工会集会上对着工人们慷慨陈词，承诺夺回属于他们的工作；
转头又会和企业家们在高级餐厅共进午餐，报纸上的说法是“为了深入了解本地产业现状”。
他大概不知道年轻人们的衣食住行，但这不代表他不会用自己的智慧去理解运用他们——这正是政客地位的来源，不是吗？
总而言之，在日复一日的抱怨、工作、以及感叹自己不断变差的智力和精力中，他工作了整整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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