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六月的最后几日过去，“胜利计划”按部就班地展开。
学者们首先需要将各自学科领域内的经典理论、核心规律，乃至那些不成文的潜规则，进行一次彻底的转译。
他们必须剥离其所有的人文色彩与模糊描述，代之以一种冷峻、可量化的学术化语言，将其重塑为一系列具备明确因果关系的公理化表述。
这些经过初步处理的知识，随后会在每日的专题组会上被呈递、介绍与辩论。
在这里，语言的交锋并非为了说服，而是为了检测其逻辑强度与结构韧性，如同工程师用音锤敲击钢梁，聆听其内部是否存在细微的瑕疵。
通过这一轮智识上的压力测试后，这些理论便被移交给德米特里与阿加莎·诺兰教授。
他们的任务，是将这些依旧带有学科烙印的文字，进一步转化为纯粹的、不含任何歧义的数学语言和算法模型，最终像填充模块一样，嵌入“社会战略成功学”庞大而空旷的宏观框架之内。
此番工程之浩瀚，无异于将一座藏书千万的图书馆，逐字逐句地翻译成一本仅由逻辑符号构成的天书。
譬如，将教育学中“皮格马利翁效应”——即教师的期望会显着影响学生表现——转化为可量化的收益。
这便需要一个团队耗费数日，分析教育案例，建立期望值与学业成就、乃至未来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得出一个具备统计学意义的数学期望公式。
每一条内容的诞生，从理论的初次转化，到最终的复核归档，其周期平均接近一周。
流程固然繁琐，却也极其必要，它确保了最终产物的每一颗螺丝，都经过了最严苛的质量检验。
当然，这并非线性流程，在等待某一环节推进的同时，其他条目的不同步骤亦可同步展开，构成一种复杂的并行处理结构。
以整体效率计算，每位学者平均每周至少能为框架贡献十条以上经过验证的定式。
另一方面，这批被我召集而来的“异端”，纵使其思想程式或多或少存在偏执与缺陷，但无人沾染懒惰与拖延的恶习。
他们会将对知识的偏执，转化为对工作效率的极致追求。
计划推进的速度，仅受限于流程本身的繁琐性。
整个体系正在以一种令人敬畏的效率高速运作。
当然，这一切都与老西拉斯无关。
我正在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内，做着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图书馆是一座由石材、橡木与彩绘玻璃构筑的哥特式圣殿。
阳光穿过描绘着圣徒与学者的彩色玻璃窗，被过滤成一道道斑驳陆离的光柱，斜斜地投射在巨大的阅览室内，一种足以令时间凝固的芬芳笼罩一切。
我坐在一张厚重的长条橡木桌旁，指尖正碰触着一本装帧良好的书籍。
阅读，对我而言，是一种必要性的回归。
友利坚的大学图书系统存在一个奇特的断层：
一九二九年以后出版的作品，受限于严苛的版权法案，几乎无法被全文扫描并录入网络数据库，使用者至多只能检索到它们的目录信息。
这使得数字时代的知识海洋，出现了一片广阔的、只能依靠实体航行才能抵达的“浅滩”。
在一九七零年以前，我曾保有定期巡游于各大名校图书馆，检阅新入库藏书的习惯。
只是后来，随着学术出版物数量的爆炸性增长，这个习惯便被迫中止了。
知识的河流并未因此变得更宽广，只是被分割成了无数条狭窄、艰深的专业领域支流，于我而言，已无多少裨益。
好吧，我承认，其实也没那么必要。
此举的真正目的，仅在于为伊莎贝拉制造一种我正沉浸于工作之中的假象。
她如今是我的全权代理人，每日奔波于公寓与计划征用的研究楼之间，主持或参加大小会议，处理那些从洛杉鸭转来的日常事务。
她被授予了处理绝大多数问题的权限。
倘若在她为了我的事业而行色匆匆之际，我却被目击到正在公寓内悠闲地享受生活，或是在耶鲁大学那令人身心愉悦的环境中信步闲游。
我毫不怀疑，她会毫不犹豫地将那些烦人的电话直接转接到我这里，作为一种小小的、合情合理的报复。
但倘若，我告知她，我正在“为宏大叙事的最终构建，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与精神沉淀”。
她便会立刻化身为最贴心的守护者，将所有俗务都一手包揽，以确保我这至关重要的“工作进程”不被打扰。
这当然不能被称为欺骗。
我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
不辜负一位忠诚下属的拳拳之心，并慷慨地给予她一个充分展示其日益精进的工作能力的机会。
恰在此时，电话的震动打断了我的思绪。
是伊莎贝拉。
我向周围因噪音而微微蹙眉的读者们，报以一个充满歉意的手势，随即将那本读到一半的书倒扣在桌上，起身走出了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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