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要酿成更大政治灾难的时刻，于谦沉稳如山的声音响起，打破了死寂。
“陛下请留步，诸公，且听臣一言。”
众人望去，出声者正是兵部右侍郎、帝师、托孤重臣于谦。
他缓步走出，先向已起身站在御座的朱祁镇深深一揖，然后又转向跪地的百官。
于谦面容肃穆，声音清晰而冷静：
“陛下，雷霆手段，虽可震慑宵小，然士大夫乃国之股肱，纵有罪愆，亦当付之有司，明正典刑。”
“擅行诛戮，确非明君之所为，有伤圣德，亦寒天下士人之心。” 这话，是先承认了皇帝做得过分。
跪地的文官们心中稍缓，以为于谦是来声援的。
但于谦话锋一转，看向百官：“然则，诸公以此集体跪逼之态胁迫君上，又岂是人臣之道？”
“君父有过，当循循善谏，岂能以势相压？此举与市井之徒何异？徒令亲者痛，而仇者快！” 这话，又是批评文官方法过激。
他再次面向朱祁镇，躬身道：“陛下，臣恳请陛下，暂息天威。诸公亦请起身，各归班列。国事非跪谏可决。”
“陛下所忧，无非新政不行，政令不出紫禁。诸公所虑，无非君权失矩，纲常沦陷。然君臣相疑至此，实非国家之福！”
于谦顿了顿，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臣斗胆建言：陛下可下旨，言明所诛之臣，罪证交由三法司后续核验公示，以安人心。”
“新政推行，可由于某牵头，会同五军都督府、兵部及户部、都察院要员，共议细则，厘清权责，务求既固国本，亦不损体制。如此，可否？”
朱祁镇愣住了，他没想到于谦会这样站出来。
他对于谦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对老师的敬畏，又有对其不绝对服从自己的不满。
文官集团也沉默了。于谦的威望和实力让他们不得不重视他的话，
最终少年天子还是上了头：岂能受臣子胁迫？此风绝不可长！一旦退让，日后君威何在？
甩了甩袖子扭头就走。
不过却派人给跪着的官员送去茶水、吃食，甚至蒲团，做足“体恤臣工”的表面功夫。
实则是在软化一部分意志不坚者的决心，分化瓦解。
最终，这场逼宫以文官集团的体力不支和内部出现分化而告终。那几位被杀的官员，就这么白死了。
百官们拖着疲惫不堪、饱受屈辱的身躯，沉默地离开了皇宫。
没有人再争辩。一种令人窒息的低气压笼罩了整个京城官场。
表面上，朱祁镇赢了。他用强权和血腥镇压了反对声音，新政得以继续推行，皇权的威严似乎得到了极大的伸张。
他相信自己的手段，和自己手中的厂卫。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忠于自己、能帮自己贯彻意志的人。
但实际上，他输掉了人心，尤其是士大夫集团的最后一丝期待和忠诚。
从这一天起，紫禁城的高墙之内，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年轻皇帝。
在许多文官心中，已经不再是需要他们尽心辅佐的君主，而是一个刚愎自用、刻薄寡恩的暴君雏形。
“自太宗皇帝后，未有杀谏官者！”这句话像毒刺一样扎在每个文官心里。
一种无声的共识开始在暗中形成：这个皇帝，不能要了。至少，不能让他再这样为所欲为下去。
这种念头并非意味着立刻就要谋反，而是一种心态上的彻底转变：
日后皇帝的旨意，阳奉阴违将成为常态。
皇帝的决策，无论对错，都会受到下意识的抵制和拖延。
皇帝的利益，不再等同于国家的利益，更不等同于他们这些“士大夫”的利益。
甚至……如果皇帝遭遇什么“不幸”，对大明江山而言，或许并非坏事。
朝堂之上的裂痕，只是在于谦强大个人威望和务实能力的强行粘合下，维持着脆弱的平衡。
于谦本人则忧心忡忡。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国家的隐患正在加深。
他所能做的，只是尽最大努力，在自己能影响的范围内，加固边防，整顿军备，维持国家的运转。
他隐隐感到，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而当他下一次需要再次站出来时，面临的恐怕将是比今日百官跪谏更为艰难万倍的局面。
而我们的陈兴，此时正踏上他那段充满回忆与伤感的旅程。
弗朗机的棋局已毕，经济命脉被扼住，社会结构被扭曲，短期内再无兴风作浪之力。
陈兴将后续的琐碎事务交给精心培养的义子义女体系的徒孙辈打理，自已则悄然抽身。
他登上一艘北行的商船，目的地——罗刹。
海风凛冽，越往北越冷。陈兴站在船头，望着灰蓝色的、起伏不定的海面，面容平静，眼神却穿透了时空，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
那是永乐年间，他和崇宁还正当年。他们曾在罗刹那片广袤、寒冷而又充满野性的土地上，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
那是只属于他们两人的冒险。尽管环境艰苦，语言不通，但那段日子，或许是崇宁一生中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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