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合上的轻响，隔绝了门内那场冰冷而现实的对话，也仿佛彻底关上了罗明心中对刘建国、乃至对这个项目最后的一丝期待与热忱。
走廊里日光灯惨白的光线落在他身上，却驱不散他眼底那片沉沉的灰暗。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包裹着他，脚步都显得有些沉重。他知道，常青花园的命运，在他踏出这扇门的那一刻，或许就已经被注定了——一个注定要被牺牲掉的“弃子”，一个用来为某些人“整合力量”、“完成改革”铺路的垫脚石。而他，一个“借调”来的外人，在这盘早已布好的棋局里，又能改变什么呢？螳臂当车罢了。
他脑海中回荡着刘建国那句冷酷的断言：“整合好我们一建的基础力量……完成我们的改革。”这“基础力量”是什么？
刘建国眼中需要剥离的“腐肉”——那些在工地上挥汗如雨、支撑起整个项目的底层建筑工人——恰恰在罗明看来，是价值更大的财富！
只是这财富，在一建这艘即将沉没或转型的旧船上，被当作了必须丢弃的负重。
时代的洪流正裹挟着一切，建筑行业的剧变早已悄然发生。
罗明比谁都清楚，当下的中国，尤其是1996年《公司法》施行后，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节点上。
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大而全”、拥有庞大自有建筑队伍的国有建筑公司模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阵痛。
效率低下、负担沉重、机制僵化……这些沉疴痼疾在市场竞争的浪潮前暴露无遗。
“减负”与“转型”，成了悬挂在所有大型国有建筑公司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而“减负”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往往就是剥离庞大的自有工人队伍——这正是刘建国计划的核心之一。
这些曾经被视为“工人阶级主人翁”、捧着铁饭碗的工人，一夜之间成了需要被“优化”、被“剥离”的对象。
与此同时，市场的另一面，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野蛮生长。
明年《公司法》施行后，如同被春雨浇灌的野草，大量的私人建筑公司、建筑劳务公司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这些公司规模或大或小，老板可能是一个头脑灵活的包工头，也可能是一个嗅到商机的下海干部。
它们没有厚重的历史包袱，没有臃肿的行政架构，机制灵活，反应迅速。
然而，它们也面临着巨大的瓶颈：缺乏承接大型、正规工程所必需的高等级资质和技术实力！
一个刚成立的私人公司，怎么可能拥有像一建、二建这样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建筑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
怎么可能拥有完备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安全认证？这些是进入主流建筑市场的硬门槛。
于是，一个奇特的、充满时代特色的共生模式应运而生——挂靠与劳务分包。
那些被大型国有建筑公司“减负”剥离出来的建筑工人，命运开始分化：
少数真正有技术、有证书（或者有关系）的骨干，如王德发这样的老师傅，或许能转岗成为技术员、工程师，留在体系内，成为刘建国口中需要“整合”的“基础力量”（尽管在罗明看来，刘建国可能更想把这部分力量导向通达系）。
而绝大多数普通的、没有耀眼证书的钢筋工、木工、瓦工、力工们，则如同散落的珍珠，迅速被这些新兴的、嗷嗷待哺的私人建筑劳务公司吸纳进去。
这些劳务公司自身没有资质承包工程，怎么办？
它们纷纷寻找出路——挂靠！
挂靠在像一建、二建这样拥有高等级资质的国有大型建筑公司名下。劳务公司负责招募、组织、管理工人，负责具体的施工执行；而挂靠的国有公司则提供资质、名义上的管理（有时只是盖章收费）、以及与建设单位的合同关系。
国有公司甩掉了直接管理工人的沉重包袱和风险，坐收管理费；劳务公司则获得了进入市场的“通行证”，依靠低廉的成本和灵活的机制抢夺分包任务。
一个庞大的、灰色的“劳务分包”市场由此形成，成为了支撑中国建筑行业高速发展的底层基石，也是一个充满混乱、风险却也蕴藏着巨大活力的“脚手架下的江湖”。
罗明走出公司大楼，初夏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
他看着远处常青花园工地方向升腾的烟尘，耳边仿佛能听到搅拌机的轰鸣和工人的吆喝。
那些被刘建国视为“腐肉”、急于剥离的工人，正是这个新兴的、充满草莽生机的建筑劳务市场最渴求的“新鲜血液”。
他们或许没有高学历，没有亮眼的证书，但他们有实打实的手艺，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在工地上摸爬滚打积累的经验——这些，在市场上是有价值的！是那些劳务公司老板们愿意真金白银去争夺的资源！
“价值……”罗明喃喃自语，嘴角泛起一丝苦涩又略带讽刺的笑意。
刘建国在办公室里高谈阔论“整合基础力量”、“完成改革”，眼睛盯着的是如何甩掉包袱、如何为通达系铺路，却对脚下这片正在剧烈重构、蕴藏着巨大能量和机会的土壤视而不见。他精准地切割着“腐肉”，却把最有生命力的“肌肉”也当成了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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