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丘镇派出所的门脸不大,白灰墙皮有些剥落,露出底下斑驳的黄泥。两扇刷着绿漆的木门敞开着,里面光线有些昏暗。一个穿着半旧绿色警用棉大衣、头发花白的老公安坐在靠里的桌子后面,正低头翻着一本卷了边的登记簿。另一个年轻些的公安靠在墙边的长条木椅上,手里捧着个印着红双喜的搪瓷缸子,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热水,眼神放空,显然心思已经飘到了即将到来的年关上。
罗明带着罗霞、王龙走进来时,带进一股寒气。老公安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目光扫过三人。罗霞裹着厚厚的围巾,只露出一双红肿得像桃子似的眼睛,脸色苍白得吓人,身体微微发抖,被王龙半搀扶着。王龙脸色紧绷,嘴唇抿成一条线。
“公安同志,”罗明上前一步,声音沉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恳切,“我们来反映个情况,请求政府帮助。”
老公安放下笔,指了指桌前的两条长凳:“坐下说。啥事?”语气带着点公事公办的疲惫,年根儿底下,谁不想消停点。
罗明没坐,站着把事情条理清晰地讲了一遍:孩子郭涛的生父早亡,生母罗霞改嫁时,为了孩子能在亲爷爷亲奶奶身边过得好,不仅放弃了孩子生父的赔偿金,连自己再嫁的彩礼也一并留给了郭家。如今却发现孩子在大伯郭大富家遭受非人虐待,寒冬腊月衣不蔽体,干活挨打,处境凄惨。他指了指身边几乎站不稳的罗霞:“这是我妹妹,孩子的亲生母亲,看到孩子那样,人都快垮了。”
罗霞听到提及孩子,再也忍不住,压抑的呜咽声从围巾里透出来,肩膀剧烈地耸动。王龙赶紧扶稳她,低声说着什么,脸上满是焦虑和无奈。
老公安听完,眉头皱成了疙瘩。旁边喝水的年轻公安也放下了缸子,脸上露出几分同情,但更多的是麻烦上身的烦躁。这种事,他们见多了,多半是借着孩子争家产、争那点赔偿金,吵得不可开交。眼看就要放假过年了,真是晦气。
老公安咂摸了一下嘴,目光在罗霞悲恸欲绝的脸上停留片刻,又看向一脸沉痛但眼神坚定的罗明,最后落到沉默的王龙身上。他清了清嗓子,问道:“那……你们现在是个啥诉求?”语气里带着试探,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赶紧说完拉倒”的催促。
罗明立刻接话,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公安同志,我们的诉求就两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孩子不能继续留在郭家遭罪了!必须由他亲生母亲罗霞抚养!至于郭家当年拿走的赔偿金……”他顿了一下,目光坦然地迎着老公安审视的眼神,“我们一分不要!留给郭家养老也好,干什么都行,我们认了!但是——”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当初孩子他妈嫁人时,为了让郭家善待孩子,把自己那份彩礼钱,实打实的体己钱,也给了孩子奶奶和大伯!现在孩子被他们糟践成这样,这笔钱,他们必须吐出来!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是争一口气!是给孩子的妈,给所有心疼孩子的人,一个说法!”
老公安和年轻公安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意外和……不易察觉的轻松。
不是为了死咬着赔偿金不放,核心诉求是孩子,附加是要回当初的彩礼。这听起来,至少比那些纯粹为了钱撕破脸的“家务事”要纯粹些,也更能让人生出几分管一管的理由。
老公安沉吟片刻,终于点了点头,站起身,拿起桌上的大盖帽扣在花白的头上:“行吧。情况我们了解了。小张,”他招呼那个年轻公安,“收拾一下,跟我去郭墩村郭大富家走一趟。”他又看向罗明三人,“你们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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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旧的警用边三轮摩托车突突地喷着黑烟,在颠簸的乡村土路上艰难前行。罗明坐在跨斗里,寒风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罗霞和王龙挤在年轻公安小张开的另一辆同样破旧、后座绑着个木箱的自行车后座上。罗霞紧紧抓着王龙的衣服,身体随着车子的颠簸摇晃,脸色比在派出所时更加惨白,嘴唇哆嗦着,眼神死死盯着前方越来越近的村庄轮廓,那里面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母兽般的绝望与期盼。
车子在郭墩村口停下。罗明跳下跨斗,对老公安说:“公安同志,这事最好请村干部在场做个见证,免得郭家到时候胡搅蛮缠,说我们仗着有公安撑腰欺负人。”老公安想了想,点头同意。在罗明的指引下,一行人先去了村支书家。
村支书是个五十多岁的黑瘦汉子,姓郭,论起来和郭大富还沾点亲。他正蹲在院子里收拾一堆冻鱼,看到两个公安带着罗明等人进来,吓了一跳。听完老公安简短的说明和罗明的补充,郭支书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郭涛那孩子在郭大富家过得不好,村里风言风语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碍于同宗同姓,又是“家务事”,他睁只眼闭只眼。如今公安直接上门,还牵扯到外村人,这就不是小事了,弄不好就是村里的丑闻。他很不情愿地放下手里的鱼,披上棉袄:“行吧,我跟你们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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