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丘镇派出所的门脸不大，白灰墙皮有些剥落，露出底下斑驳的黄泥。两扇刷着绿漆的木门敞开着，里面光线有些昏暗。一个穿着半旧绿色警用棉大衣、头发花白的老公安坐在靠里的桌子后面，正低头翻着一本卷了边的登记簿。另一个年轻些的公安靠在墙边的长条木椅上，手里捧着个印着红双喜的搪瓷缸子，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热水，眼神放空，显然心思已经飘到了即将到来的年关上。
罗明带着罗霞、王龙走进来时，带进一股寒气。老公安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目光扫过三人。罗霞裹着厚厚的围巾，只露出一双红肿得像桃子似的眼睛，脸色苍白得吓人，身体微微发抖，被王龙半搀扶着。王龙脸色紧绷，嘴唇抿成一条线。
“公安同志，”罗明上前一步，声音沉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恳切，“我们来反映个情况，请求政府帮助。”
老公安放下笔，指了指桌前的两条长凳：“坐下说。啥事？”语气带着点公事公办的疲惫，年根儿底下，谁不想消停点。
罗明没坐，站着把事情条理清晰地讲了一遍：孩子郭涛的生父早亡，生母罗霞改嫁时，为了孩子能在亲爷爷亲奶奶身边过得好，不仅放弃了孩子生父的赔偿金，连自己再嫁的彩礼也一并留给了郭家。如今却发现孩子在大伯郭大富家遭受非人虐待，寒冬腊月衣不蔽体，干活挨打，处境凄惨。他指了指身边几乎站不稳的罗霞：“这是我妹妹，孩子的亲生母亲，看到孩子那样，人都快垮了。”
罗霞听到提及孩子，再也忍不住，压抑的呜咽声从围巾里透出来，肩膀剧烈地耸动。王龙赶紧扶稳她，低声说着什么，脸上满是焦虑和无奈。
老公安听完，眉头皱成了疙瘩。旁边喝水的年轻公安也放下了缸子，脸上露出几分同情，但更多的是麻烦上身的烦躁。这种事，他们见多了，多半是借着孩子争家产、争那点赔偿金，吵得不可开交。眼看就要放假过年了，真是晦气。
老公安咂摸了一下嘴，目光在罗霞悲恸欲绝的脸上停留片刻，又看向一脸沉痛但眼神坚定的罗明，最后落到沉默的王龙身上。他清了清嗓子，问道：“那……你们现在是个啥诉求？”语气里带着试探，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赶紧说完拉倒”的催促。
罗明立刻接话，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公安同志，我们的诉求就两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孩子不能继续留在郭家遭罪了！必须由他亲生母亲罗霞抚养！至于郭家当年拿走的赔偿金……”他顿了一下，目光坦然地迎着老公安审视的眼神，“我们一分不要！留给郭家养老也好，干什么都行，我们认了！但是——”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当初孩子他妈嫁人时，为了让郭家善待孩子，把自己那份彩礼钱，实打实的体己钱，也给了孩子奶奶和大伯！现在孩子被他们糟践成这样，这笔钱，他们必须吐出来！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是争一口气！是给孩子的妈，给所有心疼孩子的人，一个说法！”
老公安和年轻公安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意外和……不易察觉的轻松。
不是为了死咬着赔偿金不放，核心诉求是孩子，附加是要回当初的彩礼。这听起来，至少比那些纯粹为了钱撕破脸的“家务事”要纯粹些，也更能让人生出几分管一管的理由。
老公安沉吟片刻，终于点了点头，站起身，拿起桌上的大盖帽扣在花白的头上：“行吧。情况我们了解了。小张，”他招呼那个年轻公安，“收拾一下，跟我去郭墩村郭大富家走一趟。”他又看向罗明三人，“你们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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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旧的警用边三轮摩托车突突地喷着黑烟，在颠簸的乡村土路上艰难前行。罗明坐在跨斗里，寒风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罗霞和王龙挤在年轻公安小张开的另一辆同样破旧、后座绑着个木箱的自行车后座上。罗霞紧紧抓着王龙的衣服，身体随着车子的颠簸摇晃，脸色比在派出所时更加惨白，嘴唇哆嗦着，眼神死死盯着前方越来越近的村庄轮廓，那里面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母兽般的绝望与期盼。
车子在郭墩村口停下。罗明跳下跨斗，对老公安说：“公安同志，这事最好请村干部在场做个见证，免得郭家到时候胡搅蛮缠，说我们仗着有公安撑腰欺负人。”老公安想了想，点头同意。在罗明的指引下，一行人先去了村支书家。
村支书是个五十多岁的黑瘦汉子，姓郭，论起来和郭大富还沾点亲。他正蹲在院子里收拾一堆冻鱼，看到两个公安带着罗明等人进来，吓了一跳。听完老公安简短的说明和罗明的补充，郭支书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郭涛那孩子在郭大富家过得不好，村里风言风语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碍于同宗同姓，又是“家务事”，他睁只眼闭只眼。如今公安直接上门，还牵扯到外村人，这就不是小事了，弄不好就是村里的丑闻。他很不情愿地放下手里的鱼，披上棉袄：“行吧，我跟你们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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