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停办，是因英宗大丧，名正言顺。今年若再因“没钱”而一切从简，传递出的信号将是朝廷窘迫、天子吝啬、前景黯淡。
这只会加剧人心的不安，与他在河北、在朝堂推行的种种艰难改革，所需要的稳定大环境，背道而驰！
“朕……才是问题所在。”赵顼望着窗外，喃喃自语。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愤怒，源于一种过于刚直、缺乏弹性的“苦行僧”式思维。
仿佛只有时时刻刻绷紧神经，节衣缩食，才叫励精图治。
但真正的雄主，既要懂得“俭”，也要懂得何时需要“奢”。这个“奢”，不是为个人享乐，而是为了一种更大的政治目标——凝聚人心、展示气象、稳定秩序。这十五万贯，若能用好，其产生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或许远超同样数目的赈灾款。因为它是投资于“信心”和“稳定”这种更宝贵的资产。
他缓缓关上了窗，回到御案前。再次拿起那份预算奏章时，眼神已变得平静而深邃。
他提起朱笔，在奏章上批阅，不再是愤怒的驳斥，而是沉稳的御批：
“准奏。着三司、少府监、开封府会同办理。务求与民同乐，彰显太平气象，然亦须杜绝奢靡，注重实效。钦此。”
写罢，他放下笔，长舒了一口气。他不仅批准了这笔“巨额”开销，更在批示中定下了“与民同乐，杜绝奢靡”的调子。这既满足了各方期待，又给操办者戴上了“注重实效”的紧箍咒。
“来人。”
“奴婢在。”
“传旨中书，朕之上元节贺词，要着重提及去岁不易，今岁维艰，然君臣一心，与民更始，共期丰稔之意。”
他要借这个庆典的机会，将官方的叙事融入进去，将其转化为一次凝聚人心的政治动员。
内侍领命而去。赵顼再次走到窗边，看着宣德楼下越来越多的红色，目光已然不同。
这不再只是虚耗钱财的灯彩，而是点燃希望、温暖人心的火焰。
他明白了，一个成功的改革者，不仅要能砸碎旧世界的坛坛罐罐，更要懂得如何为一个新时代，营造出充满希望和吸引力的场景。
熙宁二年的这个上元节，将是他学习这门更高阶的治国之术的第一课。
熙宁二年正月初七，人日。汴京城内年味渐浓，但宫闱之内，却仍萦绕着一层因国事艰难和新政严厉而带来的无形压抑。
清晨，一列仪仗简约而不失庄重的车驾，在皇城司精锐的护卫下，悄然出了宫城，直抵汴京皇家寺院——大相国寺。此举虽非正式銮驾，但仍引得沿途百姓纷纷驻足围观，窃窃私语。
因为人们看到，车驾中不仅有官家赵顼，更有曹太皇太后、高太后、向皇后，以及颇受敬重的曹贤妃等后宫几乎所有核心成员。这是新君登基以来，后宫首次如此整齐地在年节期间公开露面。
在大雄宝殿内，香烟缭绕，梵音低沉。赵顼亲自搀扶着曹太皇太后，率先敬香，随后是高太后、向皇后等依次行礼。整个过程庄严肃穆，赵顼的神情不再是平日在朝堂上的锐利与冷峻，而是带着一份罕见的温和与恭谨。
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彰显孝道与家庭和睦：皇帝率领全家女眷祈福，展示了皇室的团结与孝道，这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能有效软化赵顼因改革而显得“不近人情”的形象。
赋予新政“合法性”：在佛祖面前祈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无形中将他的熙宁新政与“上天佑护”、“祖宗福德”联系起来，增加了政策的正当性。
安抚后宫情绪：亲自陪伴并让后宫长辈处于仪式中心，是对她们的一种尊重和情感慰藉，巧妙地化解了因宗室待遇、内廷用度紧缩等问题可能产生的怨气。
祈福仪式结束后，赵顼并未立即起驾回宫，而是在寺内方丈及众高僧的陪同下，于相国寺山门前，对闻讯而来、越聚越多的汴京百姓，宣布了两项决定。
他目光扫过在场民众，声音清朗而沉稳：
“太皇太后、太后、皇后慈悯，感念去岁不易，今岁维艰，特于朕前屡言，当体恤万民。”
“朕承慈谕，决意如下：”
“一、为上元天官赐福之辰，与民同乐，汴京城自正月十四至十六，弛禁三夜，金吾不禁，与民同乐！”
“二、为祈天下安康，自明日起，以曹太皇太后、高太后、向皇后三位之名义，于此大相国寺及城内诸要点，设棚施粥七日，以济贫弱，为万民祈福！”
此言一出，人群先是寂静片刻，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官家圣明！”“太皇太后、太后、皇后千岁！”的呼声此起彼伏。
这一系列组合拳，其政治智慧达到了新的高度：
精准的“恩出自上”：赵顼将弛禁和施粥这两项大得民心的善政，明确归于三位后宫长辈的“慈谕”。
这既彰显了后宫的仁德（让曹太皇太后等人倍感尊荣），又将最终的决策权和恩典的颁布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完美地处理了皇权与后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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