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擎走在高大的钢制档案架之间，手指划过一排排码放整齐的书籍封脊，寻找着他需要的特定教材。
他一边查找一边因为自己的想法而想笑。
他在想，恐怕古往今来，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胆大包天到要让一群明朝天启年间的人，去学习二十世纪中叶的人民部队文化课本。
这简直是跨越了四百年的“文化空投”。
但他偏偏就要做这个人。
他要找的，正是那些五六十年代部队里专门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完全是文盲的战士们编写的扫盲教材和初级技术手册。
他心想，这些教材本身就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成果，目的就是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最形象生动的插图，让原本大字不识的战士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基础文化知识和实用技能。
效果是经过实践检验的，“速成”且“实用”。
他就不信，明代这些只是缺乏学习机会的“文盲”，会比他们的前辈更笨拙。
至于教员的人选，他早就盘算好了。
那十五六个年轻的蒙古姑娘，还有那些半大的小子，他们年纪轻，头脑灵活，可塑性强，正是学习能力最强的黄金时期。
既然他们暂时无法成为冲锋陷阵的战士，那就先培养他们成为传递知识的“文化教员”。由
他们来教那些成年士兵，再合适不过。
或许有人会问，大明境内难道没有落魄的秀才、童生吗？用重金聘请，总会有人愿意来这塞外之地教书吧？
对此，钟擎只能报以冷笑。他不是没考虑过，而是根本不敢用。
在他看来，大明的读书人，早已被上千年来不断被曲解、被阉割、被异化，最终与皇权深度捆绑的“儒家思想”毒害得太深了。
这种毒害是系统性的、深入骨髓的：
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学说就成了证明“君权神授”的工具，核心是构建“三纲五常”的绝对等级秩序。
到了宋明，程朱理学更是将其推向极端，搞出“存天理，灭人欲”那套，把活生生的人变成道德符号。
科举考试以朱熹注释为唯一标准，更是将思想彻底僵化。
看看那些贞节牌坊背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残酷，就知道这种思想对人的摧残有多深。
这些读书人寒窗苦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脑子里塞满了这些东西，世界观早已定型，骨子里带着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文人倔强和莫名的道德优越感。
想要改变他们？比移山还难。即便他们错了，也会引经据典，为自己找出无数条“圣人之道”来辩护，将无耻进行到底。
他们一生最大的理想，无非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终极目标就是升官发财。
在大明，只有当了官，才有权，有了权，才能捞钱。
这种制度性腐败，导致“无官不贪”几乎成了常态。
偶尔出几个像海瑞、于谦这样的“清官”，之所以名垂青史，恰恰是因为他们像鹤立鸡群一样稀少。
但海瑞、于谦们就真的完美吗？钟擎深表怀疑。
他们何尝不是被儒家思想毒害的另一种典型？
他们追求“青史留名”，一生如同苦行僧，处处以道德标兵自居。
然而，这种极端的道德洁癖，往往伴随着不近人情和固执己见。
为了维护他们心中的“道统”和“名节”，历史上多少像海瑞这样的官员，曾因偏执而冤枉同僚、逼死家人？
他们标榜为民请命，但有时他们的“刚直不阿”，代价却是具体而微的普通人的血泪。
他们的“清名”，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他人的苛刻和不近情理之上的。
钟擎要建立的，是一支有全新灵魂的队伍，一支为了生存和未来而战的“辉腾军”。
他绝不能允许这种已经被历史证明充满毒素的旧文人习气和僵化思想，来污染这支幼苗般的队伍。
思想的纯洁性，在他看来，比一时的识字速度更重要。
他要的，是能够接受新观念、拥抱新世界的开拓者，而不是满口之乎者也、一心只想“学而优则仕”的旧式文人。
因此，宁可从头开始，培养一张张“白纸”，也绝不敢轻易使用那些已经被旧时代深深烙上印记的“秀才”。
钟擎的目光在标着“文化物资储备”的钢架上仔细搜寻。
他需要的不是那些深奥的理论着作，而是最基础、最实用的部分，那些曾经帮助祖国百万战士摘下“文盲”帽子的军用基础教材。
他的手指划过一排排书脊，最终停在了一套封面印着鲜明“八一”军徽和“总政治部编印”字样的泛黄课本上——《战士课本》。
他伸手抽出第一册，翻开页面，纸张虽已脆黄，但上面的图文依旧清晰。
内容简单直接：大幅插图配上常用字词——“枪”、“炮”、“冲锋”、“集合”。
这正是最基础的识字启蒙，用战士们最熟悉的武器和动作来教学，直观又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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