闰月丙子日，广陆成侯李胤去世。
齐王司马攸的品德和威望越来越高，荀勖、冯紞、杨珧都很讨厌他。冯紞对皇帝说：“陛下您下诏让诸侯回自己的封国，应该从关系亲近的开始。关系最亲近的就是齐王了，现在却唯独让他留在京城，这合适吗？”荀勖也说：“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向着齐王，陛下您百年之后，太子恐怕就没法继位了。陛下您可以试着下诏让齐王回封国，肯定满朝大臣都会觉得不行，到时候就证明我说的没错了。”皇帝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冬天，十二月甲申日，皇帝下诏说：“古代诸侯有九命之尊，有的入朝辅佐朝政，有的出京镇守一方，道理是一样的。侍中、司空齐王司马攸，辅佐朝廷，立下大功，为王室辛勤操劳，现在任命他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侍中职位不变，再给他增加崇高的礼仪，相关部门详细按照旧制执行。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令卫瓘为司空。”
征东大将军王浑上书，说：“司马攸跟您关系亲近，品德又高尚，和周公差不多，应该留在朝廷辅佐，参与政事。现在让司马攸去封国，只给他一个都督的虚号，却没有掌管军事、治理地方的实权，这样就违背了兄弟之间深厚的情义，恐怕不符合陛下您追述先帝和文明太后对待司马攸的本意呀。要是因为他是同姓就过于宠爱，确实可能有像吴、楚那样叛乱的隐患，但是汉朝的吕、霍、王氏这些外戚，又是什么情况呢！从古到今，不管什么事，只要处理不好轻重，就可能有危害，关键是要走正道，任用忠良之人。要是靠耍心眼猜疑别人，就算是亲人也会被怀疑，那对关系疏远的人，又怎么能放心呢！我觉得太子太保这个职位空缺，应该让司马攸留下来担任，和汝南王司马亮、杨珧一起处理朝廷事务。他们三个人地位相当，足以互相制衡，既不会出现权力失衡、互相倾轧的情况，又能体现陛下对亲人的关爱和庇护，这才是最完美的办法。”于是扶风王司马骏、光禄大夫李憙、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等人都恳切地劝谏皇帝。皇帝全都不听。王济让他妻子常山公主和甄德的妻子长广公主一起进宫，磕头哭着请求皇帝留下司马攸。皇帝生气了，对侍中王戎说：“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现在让齐王出京，本来就是我家的家事，甄德、王济居然接二连三地派他们老婆进宫来哭哭啼啼的！”说完就把王济调出京城，去做国子祭酒，把甄德调去做大鸿胪。羊琇和北军中候成粲商量着要去见杨珧，然后亲手杀了他。杨珧知道了这个事儿，就称病不出门，还暗示有关部门上奏弹劾羊琇，羊琇因此被贬为太仆。羊琇又气又恨，最后生病死了。李憙也因为年纪大了，辞去官职，后来在家中去世。李憙在朝廷的时候，对亲戚朋友，都是和他们分享衣食，但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给他们谋过一官半职，大家都因此称赞他。
这一年，散骑常侍薛莹去世。有人问吴郡的陆喜：“薛莹在吴国的士人里，能排第一吗？”陆喜说：“薛莹也就排在四五名左右，哪能排第一呢！孙皓那么昏庸无道，吴国的士人里，能隐藏自己的才能，不出来做官的，这是第一等；能避开高位，安于卑职，靠俸禄维持生计的，这是第二等；能刚正不阿，一心为国，坚持正义不害怕的，这是第三等；能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一些小建议，对国家有点帮助的，这是第四等；能温和恭敬，谨慎行事，不阿谀奉承的，这是第五等。再往后的，就不值得一提了。所以那些上等的士人大多选择隐退，远离悔恨和灾祸；中等的士人虽然有了名声和地位，却容易招来祸端。看看薛莹一生的表现，又怎么能排第一呢！”
【内核解读】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正值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的第三年，表面上呈现出“太康之治”的繁荣景象，但这段史料却如一把手术刀，精准剖开了盛世外衣下的制度痼疾与人性暗流。从君臣对话到权贵争斗，从奢侈之风到储位之争，每一桩史事都折射出西晋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必然。
权力场域中的真实镜像：君臣关系的荒诞与清醒
晋武帝司马炎祭祀南郊后的君臣对话，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辛辣的“政治评级”现场。当司马炎自信地询问自己可比汉代哪位皇帝时，司隶校尉刘毅直言其“桓、灵”之流，更以“卖官钱入私门”的尖锐对比，戳破了盛世明君的自我幻想。耐人寻味的是司马炎的反应——非但没有动怒，反而以“今朕有直臣”自我解嘲。这种看似宽容的态度，实则暴露了西晋皇权的虚伪性：统治者需要“直臣”的点缀来彰显开明，却绝不真正接纳批评的内核。刘毅的“纠绳豪贵，无所顾忌”与司马炎对羊琇的“白衣领职”形成鲜明对比，权力的双重标准在此显露无遗：律法对权贵而言不过是可伸缩的橡皮筋，所谓“直臣”的存在，终究无法撼动体制性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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