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晚，住在城西一栋老式居民楼的三楼。这栋楼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九十年代，墙皮斑驳，楼梯扶手锈迹斑斑，每到夜里，楼道里的感应灯总要闪上几秒才亮，像是被什么压着喉咙，迟迟不敢开口。我一个人住，养了一只猫，叫“灰灰”，它胆小，总爱蜷在阳台角落，盯着楼下那扇常年紧闭的铁门发愣。
楼下的王阿姨，是我在这栋楼里唯一说得上话的人。她六十出头，头发花白，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衫，说话轻声细语，像怕惊扰了什么。她独居多年，儿女在外地，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她喜欢做点心，红豆糕、桂花酥、芝麻糖，每回做好了，总会用油纸包一小包，轻轻敲我的门：“林晚啊，尝尝，刚出炉的。”
我接过点心，道谢，她便笑着摆摆手，转身下楼，背影佝偻，像被岁月压弯的一根枯枝。
可最近三天，她没再上来。
起初我没在意，以为她出门走亲戚，或是去医院复查。可到了第三天傍晚，我下楼倒垃圾，经过她家门口时，习惯性地停下脚步，抬手敲了敲门。
“王阿姨？在吗？”
没有回应。
我又敲了两下，声音稍重了些：“王阿姨，我是林晚。”
屋里静得可怕，连钟表的滴答声都没有。我贴着门缝往里看，光线昏暗，窗帘拉得严实，门缝底下积着一层薄灰，像是几天没人进出。
我心里莫名一紧。
第二天清晨，我特意早起，在门口放了一盒牛奶和一袋面包，附了张纸条：“王阿姨，天凉了，记得吃点热的。”可到了晚上，东西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连包装都没拆。
我开始慌了。
我去找物业。老张是这里的管理员，五十多岁，脸上总挂着一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神情。他听完我的话，皱了皱眉：“王姨？她不是说去女儿家住了吗？”
“她没走。”我坚持，“我这几天都没见她出门，敲门也没人应。”
老张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拿了钥匙，跟我一起下楼。
钥匙插进锁孔时，发出“咔哒”一声，像是某种沉睡的机关被唤醒。门开了，一股陈腐的空气扑面而来，混合着淡淡的霉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甜香，像是点心放久了发酵的气息。
屋里很干净，桌椅整齐，茶几上还摆着半杯凉透的茶，杯沿上留着淡淡的口红印。沙发上铺着她常盖的毛毯，叠得整整齐齐，仿佛主人只是临时出门买菜，随时会回来。
可人呢？
我们一间一间地找。厨房灶台冰冷，冰箱里还有几块没吃完的红豆糕。卧室床铺平整，枕头边放着一副老花镜，镜片上蒙着薄灰。衣柜打开，衣服一件不少，甚至还有几件新买的，吊牌都没剪。
一切如常，却偏偏少了一个人。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老张突然“哎”了一声：“这镜子怎么碎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是她卧室里的一面老式穿衣镜，镜框雕着梅花，是她去年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此刻，镜子从中间裂开，碎成无数片，散落在地板上，像一场无声的雪。
而最诡异的是，其中一片较大的镜片上，竟用鲜红的口红，歪歪扭扭地写着三个字：
“它来了。”
那红色浓稠得不像口红，倒像是从血管里挤出来的血。字迹颤抖，像是写的人极度恐惧，又像是被什么力量强行操控着手指。
我浑身发冷，指尖发麻，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这……这是谁写的？”老张声音发抖。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可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三天前的傍晚，王阿姨最后一次上来送点心。那天她穿着那件蓝布衫，手里提着一盒桂花酥，笑眯眯地递给我。
“林晚啊，”她忽然压低声音，眼神飘忽地看着我身后，“你家那个小娃娃……怎么从不换衣服？”
我一愣：“什么小娃娃？”
她怔了一下，像是意识到说错了话，赶紧摆手：“哦……我眼花，看错了，看错了。”
可我知道，她没看错。
我家确实有个“小娃娃”。
那是一个布偶，是我母亲去世前亲手缝的，棉花填得不太匀，左眼比右眼低半分，穿着一条褪色的红裙子。我把它放在客厅的藤椅上，每天回家都会跟它说一声“我回来了”。灰灰从不靠近它，每次经过都弓起背，尾巴炸成扫帚。
我一直以为，那是猫的本能。
可现在，我站在王阿姨碎裂的镜子前，看着那三个血红的字，忽然明白了什么。
她看见了。
她看见了那个“小娃娃”。
而她问出那句话的时候，语气里不是好奇，是恐惧。
我踉跄着回到楼上，手抖得几乎插不进钥匙。推开门，藤椅上的布偶依旧坐在那儿，头微微歪着，左眼低垂，嘴角似乎比昨天……扬起了一点。
灰灰蜷在阳台，浑身毛发倒竖，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
我冲过去，一把抓起布偶，想把它扔进垃圾桶。可就在我举起它的瞬间，一股冰冷的触感从指尖蔓延上来，仿佛有无数细小的虫子顺着我的手臂爬进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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