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袭式督查”就是后世的“四不两直”：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一句话概括，“四不两直”就是上级为了解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真实想法、发现真实问题而形成的一种工作方式。
看来，梁太尉指挥过战阵之人，杀伐果断，比那些闭门造车的朝臣们雷厉风行了不是一点半点。
于是，摆驾出行，开始了殿前司的突袭式督查之旅。殿前司兵案负责考核奖罚，我给殿前司兵案官兵通知时，也没有说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既然是“四不两直”突袭式督查，谁都不知情最好，否则，梁太尉哪一天忽然不高兴了，回过头来，再治我个泄露机密之罪，那就得不偿失了。
前面是一小队殿前司的铁骑马军，相当于梁太尉的仪仗队；然后是殿前司兵案官兵，人数不多，主要是考核人员；中间才是梁太尉的车仗和直属卫队；我这个副殿帅的车仗及其卫队跟在其后。后面是不值班的部分都虞候及其卫队；殿后的是殿前司的一小队控鹤步兵。除了梁太尉的直属卫队要担负警戒侍卫重要职责外，自我以下，都属于绿叶组织，也就是跟着看热闹不嫌大的。
我们考核的军队仅限于殿前司直管的禁军，也就是殿前司所属诸班直、步骑诸指挥在内的皇宫禁卫、随驾出行的皇帝近卫、国家大型祭典等重大活动中执行仪仗、引导、安保、护卫任务的卫队等。
北宋都城汴京内外，屯聚着全国约三分之二的庞大军队，这是北宋王朝独有的禁军。北宋初期禁军数目为二十万，后期达到八十万，这些禁卫军分别由三衙掌管。三衙不仅分管全国禁军，还分管首都开封的治安，其中马军司分管旧城（里城）内，步军司分管新城（外城）内，我们殿前司则分管宫城（大内）。这就是说，大内负责治安的卫队都属我们殿前司管辖。“京城之内，有亲卫诸兵，而京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
宋代的禁卫军之庞大，在中国历史中是独有的；其体系之庞杂，也是其它朝代所未见。蓄养庞大的中央禁军，是宋朝的统治策略决定的。宋太祖以兵变受益者登上皇位，便深知兵变之害，因此，宋朝的制度就是围绕强化中央集权而建立的。在官制方面，所有的官员原则上都是京官，每位官员都有京官的职衔，他们出任地方官时，在其地方官名前加上个“判”字，意思是皇帝临时派他们到地方做事；军队亦然。宋太祖、宋太宗在完成统一全国的军事征战的同时，将收降的各地军队都收归中央。因此，宋朝的军队原则上“都是京军”，地方上的厢兵、团练不过是备选京军的预备役军人，基本不承担军事任务。边防重镇的驻守，也由朝廷派出的禁军轮流完成。禁军出外屯驻，称为驻泊、屯泊，还有一些禁军的屯驻不是为了屯驻，而是为了获得赡养，这些军队屯泊在京畿诸州的水陆交通方便之地，称为就粮军。
而宋朝的庞大军队，都是招募来的，这与以往的朝代不同。以往的朝代兵役制度都是以“征兵制”为主，就是服兵役与纳税、服徭役一样，是臣民必尽的义务。每个王朝存在了百年之后，征兵制会随着土地兼并、民众逃亡而难以维系，朝廷在无奈的情况下，会以“募兵制”补充“征兵制”。
但宋朝一建立，便推行“募兵制”，这可是有历史记载的，并非我李铁牛在胡编乱造。我分三个方面说给您听：
一、宋朝承接的是五代，五代的各个军人政权采用的都是募兵制；而五代的募兵制也自有其源头。唐中期以后，征兵制下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败落，藩镇割据导致朝廷渐渐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权，自那时起，不论是朝廷召收禁军还是藩镇组建各自的军队，都实行募兵制。
二、征兵是国家要求民众履行的义务，而募兵则是国家出资雇佣民众，因而中国历代王朝都首先采用征兵制。宋朝之所以能毫不犹豫地实行募兵制，当然有财力上的保障。北宋收复江南各小朝廷后，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资财。中国南部地区，从南北朝以后经济发展就已超过了北方，此后数百年历经隋唐五代，战争大多发生在北方，南方没有经历过严重的破坏和动协，因而在宋朝建立后成为本王朝的物质仓库。北宋以汴京为都城，看中的就是汴京地处水陆运输的要道，用于养军的漕粮，可以方便地沿着漕河输送过来。
三、大量游民和剩余劳力，是募兵制得以实行的前提。一个王朝建立的初年，一般不会有大量的游民出现的，而宋王朝恰恰就有。当时中国自然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商品经济开始出现，同时也出现了由于人口增长而带来的隐性失业问题。农村已有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城市也游动着找不到生计的人群。这些人就成为朝廷雇佣当兵的对象。
此前的朝代，朝廷下令士兵解甲归农，士兵们会不胜欣喜；但在宋代，朝延用税收供养着庞大的军队，裁汰冗兵成为朝延最头痛的事，因为担心被裁汰的冗兵无以谋生，转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尽管供养冗兵的费用十分沉重，朝廷仍然在饥荒年份，招收逃荒的男子为兵，这已经不是为了军事需要而召兵，而是为了维持社会安定而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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