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的工作单位终于落实下来，是本县的一家国营造纸厂，座落在距家乡小镇三十多里的另一个小镇上。
为了这份工作，两个月来，他一直在上上下下的跑，找各种各样的人，办各种各样的手续。
大约是九月初的样子，收到县劳动局分配通知，通知上说，沈清是被分配在本县的一家煤矿企业当工人。
煤矿，一看这个名字，拿着通知的父亲就大失所望，他看来对煤矿这种地方一点儿没有好感。这会儿，他一定会回忆起当初职业学校来人跟他的谈话，那些话跟现在的情形一定印证不上的。那些人若是早点告诉父亲，是去煤矿工作，父亲一定不会让沈清去读职业学校了。
沈清也不喜欢煤矿，他脑子里立即浮现的，是满身满脸漆黑的煤矿工人。去那种地方工作，一辈子就完了。
父子俩人一开始就对这个工作不满意，这跟他们当初去上职业学校时那种期待，差距太大了。
这又一次印证了，“结果”跟“意愿”是相反的。
但是父亲还是让沈清先去煤矿了解一番，毕竟他们对煤矿企业其实一点儿也不熟悉。
沈清那天来到煤矿，拿着县里的分配通知找到矿长家里。矿长倒也客气，很耐心的解答着沈清的疑问。他告诉沈清，煤矿现在人满为患，原则上不接收新招员工。沈清一定要来，那只能去干最一线的工作，就是下矿井。
接着特别说明，下矿井有多么危险，什么瓦斯啊、毒气啊、落石啊、地下水啊，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然后又讲了一些过去发生的重大矿井灾难，有多少人在矿难中“英勇牺牲”。
矿长口才不错，把那些“惨烈”的事件，描述得真是绘声绘色、如在眼前。直听得沈清毛骨悚然，头皮发麻。跟矿长告辞的时候，他都是连滚带爬、跌跌撞撞、三步并作两步离开的。
回到家里，跟父亲汇报，父子两人一致决定，煤矿不能去，哪怕“铁饭碗”丢了不要，也不能去，必须重找工作单位。巧的是，沈清有个堂叔刚好在本县造纸厂工作，他听说沈清的事情，就来建议，让沈清转去他所在的造纸厂。
造纸厂，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舒服多了，纸，跟“文化”非常密切，带点“文化”，肯定比较高级。父子两人似乎都是这么觉得，所以对这个单位都比较满意。
但是，更改县劳动局的分配方案，这可是大事情，不是想改就能改得动的，这需要动用很大的官场力量。幸好，沈清就有一个这样有能力的人物，就是担任职业学校党高官的舅舅。
沈清于是先跑到舅舅那里，请求舅舅的帮助，把他调往县造纸厂。舅舅很爽快，立即给县经委主任写了一封信，由沈清带回去直接交到主任手里。经委主任显然跟舅舅交情不浅，接到信也没怎么迟疑，很快给县造纸厂厂长写了一封信，由沈清再带去造纸厂直接交给厂长。
最不愿意接收沈清的，就是厂长。他说造纸厂也是人满为患了，每个岗位的人员都有多余，厂里有三分之一是吃闲饭的人。但是有经委主任的信，他又没办法，因为他就是经委主任亲自提拔上去的，而且经委主任是他的顶头上司，他没有可能不服从上司的命令。
据说为了接受沈清入厂的事，厂长还专门召集几个主要干部开了两天的会。为了一个最普通的新入职工人，不知道哪来那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
造纸厂厂长同意接收后，劳动局也就没什么意见，于是重新更改了沈清的分配去向。
沈清终于有了工作，至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在父亲眼里，这才算沈清真正的长大成人。父亲一种任务完成似的长松一口气，心情大好。显得他养儿子就是完任务。
父亲对沈清态度又有了从冬到春般的转变，跟沈清说话的语气又变得和风细雨了。要是这会儿他看见沈清跟林月容在一起，大约不会象从前那么生气，至少不会用那么恶劣的方式处理问题。
沈清后来细想一下，感觉好不遗憾，时间只不过差了三到四个月，这一天要是早一点到来，也许跟林月容不会分手，至少分手不会那么快。
父亲从家里建造房屋的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送沈清去单位报到。那天在堂叔的建议下，父亲还专门在饭馆里请了一桌客，招待的是沈清所在车间的十几名班组同事，包括车间主任、班长这些人。为的是让大家照顾着沈清一点，不要欺侮这个新来的人。据说要是不请客吃饭，新来的人在工厂里的日子就会很可怜。
沈清之前对“工厂”和“工人”，包括“工人阶级”这些概念是极其模糊的。他知道农民是大伯、二伯那样的人，经常牵着一头牛，扶着一把铁犁，顶着烈日在田地里不停的哑着嗓子吆喝；他知道士兵是拿着枪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的人，电影里已经描述得不能再详细了；他知道“知识分子”就是父亲那样的人，总是伏在办公桌前，拿着笔写写画画。唯独对“工人”从未真正见识过，不清楚他们平时到底干一些什么样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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