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铜钱铸造，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南京，一个是四川。南京地处江南繁华之地，对货币有极大需求量，所以将铜钱铸造放在南京。
四川交通不便，外运铜钱不方便，所以在四川也设立了一个铸造铜钱的机构，从而以四川为中心，对周围各省进行辐射，满足西部的铜钱需求量。
“陛下，南京铜钱铸造是南京户部掌管，如今南京户部已被东林党把持。”李朝庆调查了一番之后，将南京小朝廷的人员情况大致了解了一番。
“又是东林党！”朱由校心惊，发现铜钱铸造存在惊人贪腐的朱由校，立即让锦衣卫和东厂紧密合作，共同利用人员、情报，对南京的铜钱铸造进行彻查。
历史上东林党在天启三年，成功将齐楚浙党排挤掉之后，贪腐也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南京所铸‘天启通宝’含铜不足三成，引起了江南市民的大规模抗议。这样的抗议正好让魏忠贤抓住把柄，对东林党又进行了一番清洗，大大改善了国家财政。然而翻开后世的历史，天启通宝质量低下，反而变成了魏忠贤所为，编写史书的东林党简直颠倒黑白、无耻之尤。
此时朱由校因为提早下手，南京小朝廷还没糜烂到那种程度，尽管在铜钱铸造上有所贪腐，但铜钱质量倒还是能够保证，而且泰昌通宝，也是少有的‘荣誉版本’，质量是明朝历代铜钱中算高的。
泰昌通宝起码要铸造一年，所以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才会铸造‘天启通宝’。
这年头铸造铜币是有很大利润的，一百斤铜价格在12两白银左右，能够铸造1.6万个铜币，价值26两白银，利润超过100%。
随着西班牙人不断的将白银运到马尼拉，然后与大明进行交易，大量的白银不断流入，铜价已经上涨。如今市场汇率，大概是600文钱就能兑换1两白银，而万历年间还是700文。
中国缺铜，而海洋贸易中，又有大量铜钱被私人拿去熔炼，制造成各种铜器用来出口，更是导致铜钱减少。
一个铜板，在这个年代的购买力，和后世一块钱类似。其中还有一种大钱，面值以一当五、以一当十。相当于是五块钱、十块钱。这种大钱，自然不可能用五倍、十倍的铜钱去铸造，利润更高。
就在东厂、锦衣卫开始彻查南京铸币案的时候，夏收也来临了。
曹金玉早已做好了布置，手持圣谕前往北方各州县，收购各州县夏收折粮。同时大明皇家银行，给曹金玉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一次性就给曹金玉贷出了五百万两白银。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各地州县官员看着皇帝的圣谕，纷纷傻眼不已。
往年卖折粮，可是他们的重要灰色收入。
然而济民粮行拿着皇帝圣谕来收购折粮，却是直接让他们失去了截留的可能。更让这些官员想抓狂的是，济民粮行竟然还现场监督田赋征收，所用的秤具，全是济民粮行的公平秤。他们原本那部分秤头也没得吃了。
不愿意？
自然是一万个不愿的，然而这些地方官敢阻止么？只要他们阻止济民粮行的行为，锦衣卫或东厂很快就会找上门来。
此时的济民粮行可是皇家资本，可是锦衣卫和东厂重点保驾护航的目标。
曹金玉之前在粮食生意上尽管做得不是太大，但是经验却是极为丰富的。这些州县的折粮收上来，马上开始以各种方式进行处理。
路途较近的，或者路途远却有水运之利的，全部运往北直隶，卖给朝廷作为军粮等等，以满足官方订单。
不方便运输的，则囤积起来。等待粮价上涨的时候转手卖给其他商人，或者用来酿造烧酒，然后销往各地。
明代酒水商业贩卖是很发达的，同时也消耗了很多粮食。但是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有些地方富余的粮食运出去确实不划算，酿成酒水后进行贩卖，确实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但是大量的酒水消耗，确实是造成粮食紧缺的罪魁祸首之一。
清代则颁布了禁酒令，禁止酒水长途贩运。以至于老百姓买不到酒，只能自己酿酒，于是乎后来的中国，几乎全国各地的农村都有酿酒的习惯。而明代并不是这样的，明代很多农村地区并不酿酒，农民酗酒的现象没有清代那么严重。而到了清代，华北平原的农民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有的就是烧酒、烧鸡。
明清两代酒水制度各有优劣，并不能说哪一种制度更好。只是清代禁酒令，并没有成功遏制酒水酿造对粮食的消耗。
明代则是酒水商品化程度比较高，长途贩运酒水极为平常。
济民粮行一番收购下来，仅在北方就收购了六百万石折粮，而成本仅只有三百余万两白银。
这些粮食在未加工的时候，一石价格正常情况下是1两银子。而加工好，并进行零售的时候，价格则是1.5两白银（前文数据有误）。
这六百万折粮中，四百多万石运输到了北直隶、登莱、辽东，经过一番加工之后，成为商品粮用来满足官方订单。仅仅是官方订单，就让济民粮行回本了。而济民粮行在各地，还存有两百万石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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