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溪对于西北边关要隘并无多少实质性的了解，要说稍微熟悉的，也就只有榆林卫城了，那是三边总督和延绥巡抚驻地，可以说是西北关防中最重要的一环，如今却失守，听起来都会觉得荒诞不经，但事情确确实实发生了。
坚守不出，什么事都没有，非要去追击，结果中了鞑靼人调虎离山之计，西北战局全面溃坏，京城这边自然坐不住了。
沈溪打量黑暗中的谢迁，大概能猜测到谢迁为什么这般懊恼和易怒，因为主动追击这战术是他向弘治帝提出来的。
现在战事出现偏差，谢迁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战术能够实施主要还是由弘治皇帝定夺，当时谢迁不过是顺着意思恭维一下朱祐樘，让朱祐樘心情愉悦顺水推舟地同意“先固守，待北夷撤兵再伺机追击”这么一个策略。
这策略用语巧妙，提出“伺机追击”，没说一定让你追击，大明边军中计，中了鞑靼人的埋伏，那是领兵主帅刘大夏以及中下层各级将领的问题，跟皇帝无关。
既然跟皇帝无关，那谢迁的罪名相对也能轻一点，就看最后将这场战事的溃败归咎于谁身上，但真要找出个责任人的话，谢迁是逃不掉的。
马车仍在行进，谢迁问道：“榆林卫失守，你有何良策？”
沈溪心想，谢老儿应该是病急乱投医，榆林卫失守这么大的事，都快比得上“土木堡之变”给大明带来的影响了，良策自然是收紧关隘防备，京师以北、以西各城塞尽数闭关闭城，严防死守，京师全面戒严……
其实戒严这种事，对于京城内以及周边百姓并不陌生，以前鞑靼人犯边，每过一两年、两三年就会有一次甚至是多次京师告急，远的不说，单就弘治十三年而论，京师就曾三次下令戒严，弘治登基后因为鞑靼犯边而戒严的次数便有十几次之多。
沈溪问道：“晚辈不太明白阁老所说的良策是为何意？莫不是提出如何收回榆林卫城，驱除鞑虏？”
“否则你以为呢？”
谢迁声音变得冷漠，好像在气沈溪明知故问。
沈溪轻叹：“阁老应很清楚鞑靼人的脾性，给他们城塞，也不能久占，因为他们无法从草原运送物资进关，战线只要拉长，鞑靼人后续不继，必然会撤兵，到时候……边军便可顺理成章将榆林城收回，何须派兵前去强攻？”
谢迁谨慎地问道：“听你的意思，大明边关重镇失守，便不再管它，放任让鞑靼人占着？然后坐等鞑靼人犯我边土，掠夺百姓，甚至东进犯我京师？”
谢迁的话，听起来让人窝火，但纵观大明，除了洪武、永乐年间对北方占据优势，再有就是万历三大征，其余时候基本都是处于龟缩防守的状态。究其根本，就在于永乐皇帝主动放弃河套地区，失去贺兰山和阴山的天险，导致大明对草原部落的战略态势由攻转守，给后世子孙带来无穷无尽的隐患。
天子守国门，其中这个“守”字代表了大明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大明的基业是守出来的，而不是攻伐出来的。鞑靼和瓦剌强势的时候，能犯大明边土，掠夺人口，但始终无法威胁大明统治的根基。
沈溪虽然觉得防守很窝囊，但既然现在三边中最为重要的榆林卫都失守，那为何不坚守到底？
沈溪道：“晚辈认为，当前局势之下，守为上策！”
“你的看法并不能作为朝廷战略调整的依据。”
谢迁没有骂沈溪，而是提出如今大明的现实状况，“陛下决定西北用兵以来，举国备战，调度兵马、钱粮不计其数，甚至铸炮数百门，为的便是此战可一战而扬我华夏军威，然大军尚未出塞，便遭小挫，君威何在？我大明将士军心士气何在？朝廷威仪何在？”
谢迁这话说得掷地有声，但沈溪总结了一下，不外乎是说朝廷花了那么多银子准备打这一仗，对外宣称这场战争能取得多么大的战果，可以让百姓巩固多少年的太平年景，百姓也都为之欢呼雀跃，口称太平盛世，天子圣明。
可结果呢？
没等大明兵马出塞，鞑靼人自己先“送上门来”，大明边军未等收下“谢礼”，逐渐发现，鞑靼人还是那么凶悍，边关防守依然漏洞百出，到如今连榆林卫都失守了，京师不得不宣布戒严。
谢迁这一连串问题，说白了便是皇帝、朝臣都丢不起这脸，不想因为这次溃败而在大明内部产生不安定因素。
外战失利，内部矛盾便会应运而生，如果一个不慎，便有可能造成王朝的土崩瓦解，比如“土木堡之变”就曾导致皇位更迭。
沈溪琢磨，到底皇帝和大明的脸面重要，还是国土和百姓的安危更为重要？
难道为了保住脸面，明知道跟鞑靼人死磕没有好结果，还要把错误的方针执行到底？
面对谢迁发出的一连串质疑，沈溪只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晚辈浅见不过如此，阁老若认为不妥，便当晚辈未曾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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